总体看，当前浙江经济的较快增长属恢复性增长，未来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既取决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又取决于各地在加快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型的突破口

　　出口增长

　　全球经济目前正进入低速增长期。由于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在较长时间内仍形不成完整的产业链，难以对经济起到主导的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很难恢复经济的常态。新兴国家未来有望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但在中短期内，新兴国家的经济对发达国家市场仍较依赖，还难以独立承担起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从近中期看，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消费仍会比较疲软，因此2011年浙江出口的增速很可能下行，而随着物价上涨与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进口贸易的增长很可能超过出口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减弱。

　　产业提升

　　在这一轮经济刺激方案下，浙江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变得更加严重，产业仍处中下游。随着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印度、越南等国家制造业兴起，这些地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将超过浙江。如果浙江不能切实以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占据“微笑曲线”两端，改变增长模式就难以真正实现。如果这些传统行业不能成功地实现向产业链中上游转型，在政策压力下压缩部分行业产能，可能出现“断档”风险，高增长就难以为继。

　　消费拉动

　　当前，国家已明确货币政策由“宽松”向“稳健”转变，由此将形成较紧的金融环境。在此背景下，投资下降是否会超越稳定经济的承受底线、出口增长是否会出现“滞后性”的突然下滑、能否管理好通胀及稳定通胀预期，这三大不确定性因素将困扰浙江增长。如果浙江不能有效拓展城市化带来的消费力，不能在十年内使消费成为最主要的增长动力，浙江就可能会步日本后尘，出现产业空当或经济衰退。

　　结构性矛盾

　　浙江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等深层次问题有所缓解，但在保增长、回升过程中又形成新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部分传统行业的产能恢复性过剩问题非常突出。在增长过程中，过多依赖于政府投资代替出口下降，政府投资又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领域、重化工业、大企业和大项目上，致使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产业结构进一步重型化，地区间产业趋同的问题重新抬头。当前，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大多选择等待或观望，产能压缩任务仍然艰巨，节能减排的压力较大。在此背景下，缺少新的主流支柱性产业或新型产业又成为浙江经济的新困境。

　　促进内需增长

　　促内需增长，中心宜落实在“增加居民收入、增强社会保障”上，收入分配加大向城乡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特别是要适当向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倾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体的扶助；加快推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通过机制创新推进农民转市民、农民下山移迁工程建设，以农村居民住房改造与公共配套设置建设为中心，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

　　缩小区域差异

　　区域经济差距过大通常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浙江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注重提高后发地区的工业化、固定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水平。同时，政府应注重改善后发区域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区域外来直接投资水平。

　　欠发达地区要因地制宜，从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发展资源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同时，由于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遇到了市场趋于饱和、资源制约加剧等问题，通过各地区间横向联营，逐步促使环杭州湾地区产品结构升级换代，为浙西南地区的发展腾出空间。

　　调节固定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是控制和缩小浙江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调节投资与劳动力投入的区域分布，解决落后地区由于要素投入量上的不足和配置上的不合理而导致增长乏力的问题；在维持“省管县”体制不变的前提下，重点推进“弱县扩权”，把更多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投入到经济欠发达的县市；政府在人才、财政转移支付、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落后地区实施政策倾斜。

　　发展绿色经济

　　2011年及“十二五”时期，浙江要把节能减排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坚决把能耗高、技术落后的产业调下来、转出去。这就需要大力研发绿色生态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另一方面，通过促进绿色消费、绿色城市建设等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如推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发展无害化垃圾焚烧发电、推进城乡太阳能热水器普及与农村地区沼气池建设、加快节能环保建筑材料的生产与推广、促进节能灯与节能家用电器的推广、逐步推进城乡居民直饮水工程等。

　　推进城市化

　　2010年浙江人均GDP已达中等国家或地区的水平，而城市化水平却不到60%。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在于城乡土地制度的分割与区域行政管理制度的僵化。

　　2011年浙江应争取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在打破农村集体土地的限制，促进农村土地的正常流转方面加强调研，为“十二五”时期浙江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推进打下基础。

　　2011年城市化常态发展的另一突破口在于区域性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行政区划的分割，造成各县甚至各镇对有限资源与市场空间的争夺，使得浙江城市规模始终处于一种“次优规模”状态。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必要从“省管县”体制向“市管县”体制转变，“十二五”时期可先行试点。

　　与此同时，加强小城镇建设和新型城市化发展。小城镇建设不宜过多强调规模，关键在于特色与发展的持续性上，通过突出中心、强化基础，使得浙江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从“梯型”结构向“宝塔型”结构演变；新型城市化发展，则以生态、和谐、宜居、活力的要求来规划和建设城市。

　　（作者单位：省社科院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