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钢琴教育已有31年了。20年前，刚耳闻社会上有艺术水平考级，我就让学生去考级。每当学生通过了考级，甚至得到了优秀考生奖并参加演出，我都会非常高兴。因为考级是对我教学的一种肯定和鼓励。为了掌握更多社会情况，3年前，我申请到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考官资格证书。从一个钢琴教师到同时又担当考级的考官，心里感受自然不同。我对自己立下原则：一定要掌握好这杆标准秤，给广大考生及教师们一个公道。然而，这个原则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

　　第一年，我踌躇满志、斗志昂扬地奔赴河南省一个中等城市去当考官。谁知这位考级点的负责人（河南某师范大学在职钢琴教师），第一天就向我拿出了一个有二三十个考生的名单，要求在这次考级中将他们全部通过。我不改往日倾听学生演奏的认真态度。头也不抬地听着、写着……直到后来有一位要考八级的考生坐在了钢琴前，好半天也不弹奏。在我再三催促下，她用很小的声音说：“我一点儿都不会。”啊？我傻了，一抬头看着那位负责人尴尬的面孔。我明白了，这是他利用考级做的另一笔交易。当然，我是不会让这位考生通过的。我愤愤地想：“怎么能这样？这不是戏弄考官吗？”

　　第二年，我又来到了山东省的一个大城市。我想，这回不会有太离谱的事儿吧？谁知又是一个意想不到。主办方竟然拿出了几张条子，上面署名是某某单位某某干部，要求通过某某考生的考级。啊？考级还有这样走后门的呀？我这个小小的考官莫非还非要腐败一下不成？我一脸的火辣辣，那一刻感到了深深的耻辱。本着职业良心，我不断地告诫主办方“只有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学生才会逐个通过”的道理，也许是起了作用吧，第二年我再去考级时，那个城市递条子的现象明显少了不少，考生的通过率也有所增长。可是，主办方对我大倒苦水，“别的什么什么考级点如何如何，全部都通过了……考级通过率不高，会直接影响我们下一年的报名，孩子们也不容易啊”等等。

　　两年的考级下来，我在艺术良心和现实中反复权衡徘徊，为了双方都能接受，我调整了考级标准，由原来的“可过可不过的坚决不过”降到了“可过可不过的就过了”。

　　第三年，我被指派到河北省某地区。在市区内还能见到一些钢琴考生，而下到县里，就只剩下电子琴专业的考生了。这里有全国最贫穷的县，但仍有不少考生。孩子们认真弹琴的劲头，很是让我感动。他们的老师也还都亲临现场帮学生上下搬琴。面对考级成绩，一位主办考级的负责人说了：“一上午考了50多个考生，就有十几个考生没通过，您的比例是否过大了？我们这些老师不全是教音乐的，有的是教语文的有的甚至是班主任，每个学生一年的学费是500元。为了防止生源流失，老师们甚至要追到学生家里去帮着练琴。为什么考生中那么多人从三级跳到八级，从一级跳到六级来考呢？是因为我们这儿穷，家长们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九级考完，省钱啊。老师是要听家长的，家长说考几级就考几级，否则就换老师。您就给这些老师们一口饭吃吧。心连心艺术团都来我们这儿演出了，您就只当扶贫吧。”我愕然，考级和扶贫能挂上钩吗？那考级的标准在哪里呢？如果让不合格的考生都通过了，那我怎么面对我身后的这块牌子呢？这么做，是给这块牌子涂金呢，还是抹黑呢？我还听说，这里还有一家学会举办的考级，权力完全下放，地方上可以自找考官，自发证书。老师送考生来考，还有回扣拿……在这个考级地区我只待了三天，但听到的、看到的深深地震撼着我。

　　我总在想，既然考官是由文化部批准的，那么在考级中是否应该尊重考官的意见呢？我降低了考级标准是对还是错呢？什么时候能还考级的本来面目？能让广大考生、家长和教师真正理解考级的意图呢？考级考出那么多问题，这考级还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