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夜幕降临，夜空下灯火璀璨，如同天宇镶满繁星，映射着人们幸福而安康的生活。而在这美丽灯光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电力工人用艰辛与坚持抒写的光明乐章。

　　1949年5月3日，站在杭州闸口电厂门口，电力工人史月春见证了杭州城黑暗与光明“交接”的时刻。那天上午，刚进城的解放军在枪炮声中把红旗插到闸口电厂，史月春和工友们围在红旗下，高声欢呼，久久不愿散去。

　　那一刻的激动与自豪，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

　　1932年，32岁的史月春从老家嵊县（现嵊州）一个小山村出发，走了4天4夜，直到来到刚刚建成的杭州闸口电厂门口，由一个老乡领进门，走到如山的煤堆前。就这样，他开始了电力工人生涯。

　　此时闸口电厂新装的两台7500千瓦中温中压汽轮发电机组，是当时最先进的发电机组，闸口电厂与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南京下关发电厂同为当时中国东南三大电厂。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侵略者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杭州闸口电厂发电机组被迫自行炸毁，史月春又挑着被褥回到老家。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和工友们回到满目疮痍的电厂。随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刚刚恢复元气的电力工业又陷入苦苦挣扎的困境，不少小型电力企业再次破产倒闭，大中型电力企业也只能勉强支撑、艰难度日。

　　“那时候的日子真是做牛做马啊！”即便如此，电厂大门总是被等待做工的人群围着。不断有充满希望的生面孔加入进来，又不断有写满失望的熟面孔离开，甚至还有人在饥饿和寒冷中死去。

　　通往光明的旅程，是如此的漫长而曲折——直到1949年。

　　4月底，史月春听到工友中间悄悄流传着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解放军要来啦！那时候，电厂里人人脸上都挂着一丝掩藏不住的微笑。仿佛是一夜之间，身边好几个工友都“变成”了地下党，组织大家组成护厂队，日夜值班巡逻，防止溃退的国民党破坏电力设施。

　　终于，5月3日上午，解放军接管闸口电厂。电厂回到人民的手中，为新中国建立之初我省的经济恢复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毕竟百废待兴，刚解放时浙江大地只星星点点散落着47座火力发电厂、2座水电站，一年发电量仅相当于目前浙江电网一天用电的1/6左右。那时候，只有在电厂分布的少数城镇有参差的灯火在夜晚点亮。由于电压不稳，灯光总是忽明忽暗，折射出新中国电力事业起步时的艰辛。

　　经历过黑暗岁月的史月春，深知光明来之不易，格外珍惜这份给别人“带来光明”的工作。“那时候，父亲几乎每天都是唱着歌儿上下班。”女儿史招弟微笑着回忆说，仿佛自己也感受到父亲当年那种翻身做主人的豪迈与激情。

　　（二）

　　1960年，史月春光荣退休。让他欣慰的是，这一年，他如愿找到了“继承人”——女婿屠伯兴。

　　屠伯兴自幼失去双亲，少小离家跟着外祖父为生计四处奔波，解放前在宁波街头摆摊给路人修雨伞。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迅速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相继推出，工业迅猛发展，农业水利电力灌溉开始普及，我省电力工业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大大小小的电站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加入电力工人行列。

　　1956年，20岁的屠伯兴通过招工成为杭州供电所一名电力工人。当他走进明亮的大工厂时，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我已经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能不好好干吗？”很多年以后，每当被问起“为什么工作这么拼命”时，不善言辞的他只能用这句话来回答。

　　在艰苦的建设岁月里，屠伯兴和同事背着电线途经村落时农民的热情，是最让他们感动和快乐的。在很多偏远山区，老百姓最大的奢望就是一盏电灯。那个年代，人们对电的渴望如同干涸的稻田期待一场春雨。在农民眼里，电力工程队员就是“光明使者”，电力工人所到之处，朴实的乡亲就敲起锣鼓、燃起鞭炮，夹道欢迎。

　　1958年，为了安装萧山到绍兴约100公里长的电力线路，屠伯兴和三个工友租了一条船，沿着水路一路施工过去。白天在山上手脚并用地立杆拉线，晚上披星戴月回到船上生火做饭。饭后点根小蜡烛，几个人轮流大声朗读随身带的书籍和报纸。在无边的夜色下，船上的一豆烛火，微弱而生动。睡觉前，几个年轻人大声地说着各自的理想，在满身疲惫和满心憧憬中微笑着进入梦乡。

　　1960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屠伯兴被同样“干活不要命”的史月春看中，介绍给女儿史招弟，最后成了一家人。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最让屠伯兴引以为豪的是，浙江电力掀开的一个又一个新篇章：

　　1957年，国务院决策建设的当时我国最大的水利电力工程——新安江水电站动工。

　　1959年，浙江第一条220千伏新安江至杭州输变电线路暨220千伏杭州变电所投运。

　　1960年3月，浙江省电力调度所成立。9月，浙江省第一条从新安江经杭州到上海的220千伏输电线路暨220千伏杭州变电所建成投运。从此，浙江电网不但与华东电网联通，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以这条220千伏输电线路为骨干，以杭州电网为中心，开始逐渐联结各地市的独立电网，向统一的大电网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全国第一”、“亚洲第一”陆续出现在浙江电力的光辉历程里——国内第一个核电厂、国内第一个潮汐电站、第一个潮流能电站、亚洲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突破，为浙江经济的腾飞插上了闪亮的翅膀。

　　（三）

　　“我很小的时候，外祖父、父亲就教我怎么拿钳子、安装电灯泡。不做电力工人，我还能做什么？”如今已是杭州城北电力服务队队长的史文斌笑着说，自己当电力工人完全是出于一种“祖传”的“电力情结”。

　　从1981年至今，史文斌在电力维修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近30个年头。“每一次帮别人修好线路，电灯亮起的一刹那，就特别有成就感。”30年如一日细致耐心的服务，让史文斌获得了全国劳模的荣誉。在杭州城北，提起“阿斌师傅”，很多人总是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2004年，史文斌还在全省率先以自己名字注册了“阿斌电力服务队”。

　　与外祖父和父亲相比，史文斌觉得自己幸福多了，不只因为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因为他见证了电力事业发展最“缤纷多彩”的新时代：

　　“我刚开始做电力工人走街串户维修电路时，走到居民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家人聚集在一个房间的电灯下，母亲打毛线、父亲看报纸、小孩子做功课……为了省电，大家就着一点光亮，各做各的事情。最令人苦恼的还是停电，一个单元共用一个电表，晚上个别有电风扇的家庭，一用就跳闸，引起一整个单元停电。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备了很多蜡烛，工具箱里都备有保险丝。”

　　“变化最多的还是家用电器，家家户户的电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升级换代就像走马灯：30年前，如果谁家里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轰动整个小区的‘大事’，后来，电视机从黑白的变成彩色的，后来又有了等离子、液晶彩电；收音机变成收录机、组合音响；电风扇换成了空调，一台还不够，有些人家还有两台以上。后来，电脑、微波炉、电磁炉、豆浆机、咖啡机……一些人家里用的智能小电器我从来都没见过，都叫不出名字。”

　　“百姓与电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的工作条件也‘鸟枪换炮’了：最初我们都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户，一天下来跑不了几户人家，后来换成了摩托车，现在我们有了专门的维修车，平均每天都要出车三四次；原来我们电力维修工都是没文化的‘大老粗’，现在大学学历的电力工人也不稀罕了。”

　　“用光明歌颂这个最好的时代。”在史文斌看来，“光明使者”的价值和幸福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