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派钱是最省成本的纾民困措施，派钱是最直接的还富于民。”“澳门红包”的研究者、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萧志伟认为。

　　“我的提案看起来有点不合常规，但其实非常严肃。”邢普强调，“而且，这样的做法并非没有先例，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曾经有过类似的做法”，“我的提案主要是想引起决策层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专家郭巍青教授则评价：“地方政府关注民生、保障民生的‘红包行为’应该得到鼓励和肯定”，“通过公共财政来缓解民生的困难，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分内之职。”

　　不少网民认为，东莞的做法是双赢之举。在CPI指数连创新高、通货膨胀压力累积的困境下，派发“红包”的政府行为对于缓解部分民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群众生活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抑制通胀。而且，政府分红不仅还原了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色，也是对“还富于民”的社会诉求的回应，更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公平的一种努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政府分红”的实施也将凸显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为政府“加分”。有人期待此举产生积极的涟漪效应。

　　媒体也纷纷评论，指出当前是人民最需要“红包”的时候。“红包”的设想并非不可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有为者亦若是”的改革勇气，在操作层面上大胆尝试。

　　不过，在一片赞扬的同时，坊间也有质疑之声。

　　东莞当初表态要效仿澳门分红时，一度被讥为作秀。就像对待邢普那样，有人将其看成是荒诞或怪异的表达。

　　有人质疑“红包”发放程序的合法性：发红包之前，可否进行过立项、审批、听证、组织论证等程序；上亿元的大红包，是否以预算的形式经过人大的审议表决？

　　更有人认为，分红受惠面狭窄，且存在惯性歧视，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挫伤了外来民工的积极性。稍有不慎，这座昔日全国著名的“民工城市”，就将面临一场 “民工危机”。

　　也有人认为，分红制度不能昙花一现，形式上也不要只局限于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