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国，可以说几乎没有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界分，除了很小一块私人资源外，都是国家资源、行政资源。与此相适应，也就没有明确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分。这是中国不同于其他许多现代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就像作为转型经济的中国，新体制要在传统体制内部或旁边长出来一样，公共资源也将在转变国家资源、行政资源性质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否则，我们就基本不存在公共资源配置和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问题。

　　把国家资源、行政资源中的相当一部分转换为公共资源，把私人资源中的一部分通过税收形式转化为公共资源，都是制度安排下的利益调整。制度建设和实施是一个艰苦过程，利益又具有刚性，其调整难度不难想象。政府充分认识这一点，有助于加快自身改革与建设；企业和老百姓，一方面要自觉足额纳税，另一方面要增强公共意识，自觉关心和监督公共资源的配置。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双重原因，公共资源的短缺程度无疑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在公共服务领域等着用钱的地方很多，有待增进公平的地方也很多。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资产使用结构，增加直接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和使用比率，就能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服务，进而逐步改善社会公平公正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