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听众都觉得易中天讲历史就像“说大书”。大书是什么？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各具神韵，关键之处还不时地埋两个包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吊足了听众的胃口。

　　虽然手里没有啪啪作响的“惊堂木”，也没有收放自如的纸折扇，但这丝毫不影响易中天的说者风范。他着一青灰立领外套，慢条斯理，又自信十足地侃侃而谈。引领着人们走入历史的深处，去认识一个个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不少观众就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重新修订了对历史形成的“刻板印象”。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有趣：“听了易中天的讲课，才感到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好像离我们很近”。

　　因为忙于准备书稿和录制节目，易中天已放出话来，拒绝一切媒体采访。但在多方努力下，他终于答应谈谈自己眼中的历史。

　　记者：易老师是不是很早就对中国历史感兴趣？是不是特别欣赏《史记》？

　　易中天：是的。我是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而且很早就感兴趣，甚至产生过报考历史系的念头，但是后来放弃了。

　　记者：为什么？

　　易中天：因为我记数字的能力特别低。我记不住那些年代。

　　记者：历史给许多人的印象都是枯燥的，他们更爱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您觉得原因何在呢？

　　易中天：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而且很“科学”，但我不太喜欢。我甚至怀疑，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人文学科是否合适。

　　记者：你喜欢什么方式？

　　易中天：我喜欢看到人。我和学生也是这样讲：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不管是秦时的关，汉时的关、还是唐时的关、宋时的关，这些关都会变，但明月不变。明月就是永恒的人性。人性最可贵，人性最难解。我读历史也好，讲历史也好，可以总结成四句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最后落实在人性上。

　　记者：这和你的文学背景有关吗？

　　易中天：应该是吧！其实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这样的历史才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它可以促使我们反省呀!在反省历史中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我们自己，于是趣味中就有了智慧。

　　记者：这正是我读了您的《帝国的惆怅》一书后的感受。那时，还不知先生大名。只觉得写书人一反传统的历史大叙事，而是从人情世故的角度来抒写历史，殊为独特。项羽、刘邦、王安石、海瑞等人的兴衰成败似乎都离不开“性格决定命运”的影子。

　　易中天：性格很重要。情境也很重要。就像你今天做的这个采访，本来应该是泡两杯好茶，坐在西湖边，心情放松，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而不是打子弹一样地抢时间。心态与语境不对，人物的感觉也不对。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还原历史，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这样你才能获得历史的鲜活感和现场感，真正理解古人，理解历史穿透时空的活生生的力量。

　　记者：文学批评上有一句名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套用到史学上，这句话是否合适？

　　易中天：我看可以。因为史学和文学都是人学。再客观公正的史学家，也难免多多少少带上一点个人倾向。不过史学和文学又有很大的区别，它的“私人空间”要小得多，也忌讳以个人的好恶去看历史。所以，有一千个历史学家，不会有一千个曹操，但十个八个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