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微风并没有把人们对沙尘暴的印象吹散, 沙尘造成的种种“不爽”让大家记忆犹新,有关沙尘暴的诸多疑问仍未“尘埃落定”。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官员,请他们对沙尘暴进行会诊。
沙尘暴来势汹汹,与生态
环境变化有无直接联系?
一方认为:天气和气候是主导因素;另一方认为:生态恶化罪责难逃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小曳认为,今年沙尘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今春蒙古气旋活动频繁,且亚洲沙尘暴源区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2—3摄氏度、降水偏少五至八成,部分地区偏少八成以上,导致沙尘源区(特别是北京北方的源区)表土含水量下降明显。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天气和气候因素主导了亚洲沙尘暴的发生。我国部分地区有所发展的沙漠化过程虽对沙尘暴有所贡献,但它不是沙尘暴发生的控制性因素,不应夸大沙化土地对沙尘暴的影响。
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总工程师杨维西也持相同观点。他同时认为,近几年“人努力、天帮忙”,北方荒漠化的情况与90年代末相比,是趋于好转的,不能说今年沙尘暴天气偏多是生态恶化的必然结果。
对此,参与国家“沙漠化”973项目(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研究)的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广庭认为,“风沙风沙”,一个巴掌拍不响,有风无沙或有沙无风,都不会产生沙尘暴。因此,不能因为50多年来沙尘暴天气呈下降趋势,就认为沙尘暴天气与土地沙化没有直接联系。
对于近年来荒漠化由扩展转为减少的说法,陈广庭并不认同:短短四五年时间,北方的沙化面积就来了个“急转弯”,让人难以相信。可以说,从20世纪中期以来进入新一轮沙尘暴活动的活跃期,这与我国北方地区生态恶化、沙漠化土地大面积扩散有直接关系。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宗锦耀认为,目前全国90%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盐渍化、石漠化,草原生态状况仍是“局部改善、整体恶化”。
北京的沙尘主要从哪里来?
一方认为:沙漠、戈壁是主要源地;另一方认为:沙尘主要来自退化草地和裸露农田
张小曳说,来自以蒙古国南部广大的沙漠和沙地为主体的源区、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的中国西部沙漠区和以巴丹吉林沙漠为主体的中国北部沙漠区的沙尘释放量,约占亚洲沙尘释放总量的70%,可视为亚洲沙尘暴的主要源地。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高焕文认为,就北京地区飘落的沙尘而言,主要是来自裸露农田和退化草地。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对北京正北方8000多万亩旱耕地全部实行保护性耕作,可以减少降尘40%—70%。
防范荒漠化,是以自然恢复
为主还是人工恢复为主?
一方认为:自然恢复事半功倍;另一方认为:人工手段不可替代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要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人工建设为主向自然修复为主,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
对此,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深表赞同。他说,几十年来,种树、飞播等人工手段一直是我国防治荒漠化的主要做法。而实践证明,人工建设往往事倍功半。他认为,人口增长、牲畜超载是导致荒漠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治理生态系统的退化,必须从解决人的出路问题入手,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封育,使其休养生息,借助自然力实现退化沙地草地的生态治理。
他举例说,处于浑善达克沙地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巴音胡舒噶查的4万亩退化沙地经过围封,短短几年,植被盖度就达到100%,草已经长到1米多高,生态恢复到40年前的水平。
杨维西认为,提倡自然修复本身没有错,但也不能片面夸大自然修复的作用。
阻挡沙尘,林和草
哪个唱主角?
一方认为,应以草为主;另一方认为:不应排斥造林
多年以来,植树造林几乎成了防沙治沙的代名词。陈广庭指出,我国实施了几十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以及近年启动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其项目规划决策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以林治沙、以林防风”,对不同类型的沙漠化土地没有“因地制宜”,而是笼统地以“植树造林”一种措施应对。他说,我国90%的沙漠化地区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除局部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方外,都达不到“植树造林”所需的条件。
陈广庭说,沙尘的移动有3种方式:蠕移、跃移和漂移。前两种是主导,离地面高度40厘米左右,后一种在高空5000米左右——防护林对沙尘的阻挡作用非常有限。
对于在草原上种树,宗锦耀更是坚决反对。他认为,草原上种树破坏了表层土壤和原有的生态系统,不是保护生态,而是破坏生态。防治荒漠化的主战场应该是草原恢复。
对上述观点,杨维西认为,不能说降雨400毫米以下的地区就一律不能种树。例如,西北部的绿洲是灌溉农业,靠的不是天然降雨,在绿洲周围应该种植杨树等乔木,保护村庄和农田;在草原地区的村庄、城镇和道路两边,也不应全部排斥种树。
至于在草原上只种杨树等乔木,杨维西也持反对态度,但他认为即使有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