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们那样的工人，今天已难见到。

　　他们原先并非产业工人，而是一些白铁匠人。随着白铁业的萧条，大都进了工厂改当冷作工，这可是个要出大力的工种。

　　三十年前，我被招进这家工厂。我没有师傅或者说没有固定的师傅，今天给这个帮忙，明天当那个的下手。师傅们对技术大都保守，对外人更存戒心；传授技术，多为本乡子弟，对外乡外姓一般不传；即使传，也非得“考验”你很长一段时间，直至与他达到“师徒如父子”的感情，他才肯将工具箱的钥匙交给你——莫小看这把钥匙，它是个重要关目：钥匙交给你，说明他已认你作弟子，愿意教你了；如果再让你给他做点私事，如买烟、泡茶，那简直视你如本家子弟了。这只有那些脑壳灵光的小青工才有这种幸运。我生得笨，高中毕业后当的学徒，年龄也大，自然始终没有得到师傅的垂青。

　　所谓师傅教，就是他做活时允许你在一边看，而外人是不让看的，特别是关键部位，以防被人“剽学”。来了人，他就抽烟喝茶，或装模作样清理场地，意在逐客。遇到耐烦的师傅，可能让你动手做做，这就是“教”了。什么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这种幸福至少我从未遇到过。

　　其实冷作技术并不神秘，被师傅们视为冷作技术极致的“放样”（通常只能由师傅中的“掌教”来做），我就并不觉得十分难。只要用两三个月时间，把那本他们奉为经典的《板金工展开放样》啃熟了，再复杂的图样也能“放”得出，而他们大都不敢问津这本书。他们的“理论”水平低得惊人。

　　我刚进厂时，好几个师傅就颇自得地考问我：“你晓得3.14么？”我一哂，一口气把圆周率背出9位数，惊得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其时，这一概念刚在他们中普及。

　　但是师傅们的手上工夫令人赞叹。据老师傅讲，五十年代“解放”牌汽车刚问世，他们就用榔头敲出一辆汽车头面，然后刮灰、喷漆、抛光，几可乱真。

　　在这里，技术是人们崇拜的偶像，技术的高低决定人的尊卑荣辱。令我感佩的是，师傅们做活对材料极俭省，能用边角余料拼凑的，宁可多费力也绝不用整料。看他们下料时精打细算的样子，使人想到小户人家母亲给孩子裁衣时的神情。其实材料拼接得巧拙是衡量技术高低的一个方面。

　　最难忘的是打封头（化工设备中罐体两头的封闭部分），师傅们叫“打凸子”，这是冷作工最苦的活，特别在夏日。每当“打凸子”时，工棚下那个直径达两米的地炉就生起火，喷出烈焰，仿佛整个大地都在燃烧。

　　放在炉上烧的是一块同样大小的圆铁板。在鼓风机的吼叫声中，铁板由黑变红，红透了，吊车将之吊到做模子用的大钢圈上，由两个人用大铁钳紧紧箝住，七八条汉子迅即挥舞起长柄硬木榔头，顶着咬破皮的热辐射狠命地砸。顿时，长锤飞舞，风呼雷吼，空中划出无数个交错的圆，令人眼花缭乱，场面煞是威风好看；铁不冷，锤不停。一场锤砸下来，个个脸炙得油红放亮，象烤熟的酱鸭。粗肉糙皮的还好些，细皮嫩肉的就惨了：充血，起泡。

　　我第一次上阵时几乎连眉毛都烧没了。一个上午下来，灰蓝色的工服上，一条条，一片片，全是白花花的盐霜。就是这种活，师傅们都争着上，组长不派活还不高兴哩。有人说是为了午餐那一碗免费的“高温汤”——汤是诱人的：肉丝线粉，飘着碧绿的小葱花，一大碗捧在手里，吃得满嘴香。但下午接着干，没有汤，我看师傅们卖的力气 并不比上午短斤少两。

　　冬天“打凸子”可就舒服多了。地炉边，天寒地冻也不冷。休息时，披着破棉袄，围着火，把从食堂买来的馍放在残炭上烤，抽烟，说笑。一会，烤馍的香味出来了，拿起拍拍灰，嘿！蟹壳黄，比面包还香；慢慢地用手掰着往嘴里送，干了，灌几口大茶壶里的花红茶，灰黑的脸上满是劳作之余的快活。

　　这就是我初当工人时的蒙师，虽然他们有时有些可笑，但我仍感到他们的可敬可亲。时至今日，我对他们仍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