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毅撰文提出：与20世纪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结构相对应，20世纪在知识上也相应出现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结构。这些处于核心的国家或地区，不断通过知识的创造向国际体系推行“一元”的、“普世性”的知识，他们充当着人类知识的生产者的角色；而处于边缘的国家或地区，强调文明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同时也成为知识消费者的角色。

　　但也有“例外”出现。当19世纪的德国远落后于英国时，两位德国的思想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当20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时，普雷维什和桑托斯提出著名的“依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区域化的大潮中，东南亚国家提出与众不同的“东盟方式”。

　　从这种“例外”中，中国学者得到了启示。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以及最近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成为知识的生产者。

　　(摘编自《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