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往往是具体的。也许就是一个运动员的体育精神，一个留学生的爱国行动，一场来自中国的文艺演出，一个普通人的言行举止，见微知著地体现着中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价值观，由此表明一个民族的精神取舍，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现在的总体环境是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些变化已经自动造就了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等。

　　因此，清醒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如何造就能够适应这些新环境，并且能够抵消很多人称之为垃圾文化的主流文化。

　　新加坡在这方面经过了试验。李光耀在20世纪80年代高度重视儒学，要用儒学来弥补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病。于是，把世界上最著名的学者请到新加坡（东亚哲学所），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把儒学等传统文化编成中学教科书。但试验并没有成功。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传统儒学的生存环境了。

　　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目前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保持经济的持续繁荣，二是努力实现体制转轨。面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使命，以价值观和道德水准为基础的文化因素，是最为重要的精神力量。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群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有18.5%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风气问题”最受关注，在所有问题中比例最高。

　　全国人大代表徐显明认为，社会道德水准之所以出现滑坡，原因非常复杂，既有社会转型时期的明显特征，又有制度不完善，教育不到位、不得法的问题。

　　现在，在中国提文化自觉，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文化，而是说现在的很多实践有悖于常理。

　　比如，以钱为本，每一个人的认同就出现了大问题。当官的没有官德，教书的没有教德，学生没有学德。没有任何职业道德，腐败变得不可遏制。社会成员已经丢失了最起码的恻隐之心，到了小童落水、众人袖手旁观的地步。社会失去了和谐，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谐。

　　因此，一些最为根本的问题也就提了出来：没有道德基础的增长是否可以持续？没有道德基础的社会能否得以生存和发展？

　　实际上，道德的作用，即使在最纯粹的商业活动中，也是须臾不能离开的。如果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人们不讲信用，见利忘义，投资者就会敬而远之。

　　因此，在今年两会期间，聆听了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论述后，来自烟台大学的全国人大代表江林昌认为，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道德是非标准，是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

　　他说：“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昌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应当是精神的振兴、文化的复兴。汉唐所以成为公认的盛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拥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