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接到一个美国来的电话，说是想跟我读博士。我当时简单地问了问他的情况。知道他已经67岁了。从来没有年纪这么大的学生来做博士的。别说中国规定45岁以上就不能报考博士，就是老外也没听说过。就告诉他，这事儿似乎不太可能。心里想着，这美国人吧还真有点异想天开！”田正平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回忆道。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2001年9月，一个有些苍老的洋面孔推开了他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叫他“田教授！”。

　　这下，田教授愣在原地，还真来了！

　　原来，雷文受“高人”指点，写了封信给教育部，建议中国取消年龄歧视，既然考大学都可以不受年龄限制，为什么读博士不行？教育部特批他入学。

　　学是入了，但是做博士的标准达不到可不行。

　　“田老师，我怕！”尽管博士毕业证书已拿到了手，论文答辩也通过了，可是提起比自己小十二岁的田老师，他还是一个“怕”字——当初是怕田教授不肯收，后来是怕达不到田老师的要求，怕达不到博士学习的要求，学到一半就灰溜溜地走人。

　　这个“怕”字不无道理。

　　“当初他来学习吧，我就担心他博士读不出来。一开始，布置了几次作业。交上来一看，我就叫苦了。雷文原来毕竟从事的是公务员工作，学术训练有所欠缺。交上来的不像个博士生的论文。论文缺乏学术规范。文章内容也像电影蒙太奇。上段还写1890年，下段就是2002年了。”田教授苦笑着说。

　　更让田教授挠头的还有，雷文的汉语水平。他汉语阅读的能力不高，看不懂中文的文献，更看不懂文言文献。田教授的专长为日语而非英语，两个人交流都存在困难。

　　怎么办呢？雷文一方面加紧汉语学习，一方面找到了学习的“左臂右膀”。上课时，博士生同学郭怡英文不错，就由郭怡记英文笔记，雷文抄。讨论时，同学尽量用英文，由郭怡作翻译充当老师与他之间的桥梁。对于文献阅读，除了中国朋友帮忙外，田正平尽量指定了最最基本需要了解的书目，由一个叫周丹的职业翻译帮助他翻成英文。

　　“像论文，我改完了，给周丹，周丹翻译成英文给他，他修改后，再传给周丹。没有三四个月一轮修改根本不能完成”。这样的学习特别费劲。

　　“指导他，比指导三四个博士生还吃力。有好几次都想放弃了。可是着实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心里不忍。你说一个美国老人，年纪这么大。不为名不为利，不远万里来中国读书。态度还特别诚恳，你说怎么改，要找什么资料，他都马上按你的要求去做。有时，我忍不住和其他中国学生感叹，你们真该有这种精神！”

　　雷文承认，自己也有想放弃的时候，“实在是难，达不到田老师的要求，他也会批评我。……我哭了！”雷文做了个揉眼睛的动作。可事实上这个被他夫人称为“目标倾向”的男人，并没有真正放弃过。他按照导师的要求，跑遍了美国纽约的许多图书馆，查阅中美教育交流的文献，努力地阅读、研究。由于整天想着毕业论文，他都有些神经质了。有时晚上睡觉了，还会因为有了个新想法，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抓过纸笔，匆匆写下来。在田老师以及许许多多中国朋友的帮助下，他终于写成了一篇得到各方首肯的论文。

　　“八遍，整整改了八遍！”他举起手做了个中国式的“八”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