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位钧撰文提出，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努力，阿根廷以更加困窘的方式回到了现代化的起点。目前的研究，大多将反思的目光集中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金融政策，而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的研究却很欠缺。胡位钧认为，阿根廷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衡，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系统提供均衡性的公共物品，以缓解经济现代化必然导致的发展失衡，致使经济领域的财富失衡最终演变为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危机。

　　因为，首先，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阿根廷已基本实现了民主政治的转型。其次，尽管阿根廷的民主政治有诸多可诟病之处，但是，民主的脆弱并未减损政府的有效性。再次，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改革的失败与不良的政治秩序有关。正是因为阿根廷既没有找到一条在全球化形势下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又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贫困化的办法，致使阿根廷的经济至今难以复苏。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最终演变成一份份随时要求偿付的高利贷。

　　由此可见，一个多世纪以来，阿根廷的现代化发展之所以呈现为“也曾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高潮，但是，每次高潮都是以政治的稳定开始，又以政治的危机告终”，个中缘由，不在于政治失序，而在于政治失衡。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不能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实现经济利益和各项社会权益的均衡发展，致使每一个阶段的现代化发展都陷入发展的“瓶颈”而功亏一篑，这也是阿根廷“走走停停”发展模式的症结所在。

　　摘编自《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