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郑九万拉家常

　　沿着窄窄的山径，一步步向上走，到了半山腰，这座黑乎乎的老房子，就是郑九万的家。我随手掏出数码相机，镜头对准了：三间两层木结构，黑瓦板壁黄泥地。门壁上贴着宣传画，以红色的党旗为背景，上书“红色楠溪”，画面为革命老根据地县永嘉的美景新貌。

　　郑九万头戴黑色鸭舌帽，双鬓斑白，脸上皱纹深深，额头眉角两颊沟壑纵横，完全是一副老农模样。

　　郑九万今年五十五岁，大病初愈，脸色有些黄。他不善言辞，又不大会说普通话。一些北京来的记者采访他，他简单的回答都需要别人翻译。好在我是温州人，能直接与郑九万对话，有时我还客串一下翻译，说给别的记者听。

　　我走进屋细细打量，一间灶房，一间堆着农具，一间便是郑九万的卧室。板壁和天棚糊着报纸。一张绛红色的架子床，左、右、后三面装围板，正面装垂花板，上面浮雕了几组人物，麒麟送子和合二仙之类的。郑九万说，这是三十年前为了娶亲，自己到山上伐了杉木，又买了点木料，请了两个木匠，做了二三十工，才做成了这张床和衣橱，是家里的宝贝了。

　　我绕到木床的后边，居然是一道完全通天的隔墙，透风漏雨，仅用旧篾席遮挡。一股寒意直逼我的胸口，我无法想像朔风狂暴冬雪横飞时，这屋里会是怎样的情景。我们的老百姓真是苦惯了，能够忍受如此贫寒艰辛的生活。

　　女主人李金叶说自己的家：白天风扫地，夜里月当灯。

　　全家惟一值钱的，是1991年购买的一台十七英寸黑白电视机。山上接收的信号不好，只能模模糊糊地看三个地方台。

　　端出一盆炭火，当地人叫火塘。矮矮的四方木架，上搁一只铁镬，成条的木炭相叠，暗红的温暖蒸蒸而上。郑九万和我，一起烤火。

　　郑九万的一双手，骨节粗大，老茧粗糙，有些红肿。他双手烤一会儿，又搓一会儿。他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他说，以前想起放肚里的，现在忘记了。脑部做了手术，恢复得还行，但想事情时间长了，还是会感到头痛。

　　我烤着火，陪他慢慢地说，不急，不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郑九万的爷爷是造船老司，应是楠溪江边的，也不知是哪一年到了山里，留了下来，他在山村里娶了奶奶。父亲年轻时学会了做篾，靠手艺吃饭。父亲很耿直，也很热心，看到谁家的畚箕坏了，就帮着修好，不收一分钱。可不知为什么，在郑九万一岁时，母亲离家出走了。从此，郑九万与父亲相依为命。

　　在温州民间，对手工艺人都尊称为“老司”，就是“师傅”。而对教书的，尊称为“先生”。可见识文断字的，社会礼遇更高一些。

　　郑九万的爷爷是造船老司，父亲是做篾老司，郑九万自己曾外出弹棉胎，大儿子也当过弹棉匠。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中国老百姓最本质的性格，淳朴善良，忠厚老实，乐于助人，知天安命。

　　在郑九万出生的1951年，父亲盖起了这座房子。五十多年风风雨雨，房子还是这座房子，只是老旧了，板壁发黑，缝隙都有拇指宽。

　　郑九万说，我小时家里穷，整天穿破衣。七八岁时，要到山下中心村小学读书，一大早要挑担下山，一头是布袋里的番薯丝，一头是柴木，那时学堂里蒸饭，学生要出柴钱，没钱的就担柴去相抵。在学堂里，只吃番薯丝，没有配（下饭的菜），人饿得苦，柴爿筋一色。

　　郑九万说，我文化知识没有，干是实干的。村里山林两千多亩，山场四百多亩，稻田五十多亩。以前只有一条山路，村民种了西瓜，西瓜长得真好，又大又甜，要担到山下去卖，一个正劳力半天只能担一担。路上一不小心，摔倒了，一担西瓜滚了个光三（当地话，意即全部没有，一点不剩）。村里要发展，道路最重要。我当村支书，就一定要开一条路出来，让乡亲们再不吃苦。

　　郑九万说，天气好，我就整天在山里干活，人歇不牢，不干活反而难受。落雨天，落雪天，就在屋邸，听听温州鼓词，凑巧也会甩几把扑克牌。别人搓麻将，我不会。

　　郑九万说，我以前香烟抽得厉害，一天两包。白酒能喝，一次喝得五六两。动了手术后，医生吩咐戒烟戒酒。现在酒戒了，烟戒不了，凑巧吃吃。

　　郑九万说，上面各级领导叫我们建设新农村，这是一件大事情，通村道路要铺水泥路面，村里道路要清理，卫生要搞好，电话要装起，太阳能路灯要安装，村办公楼要扩建。特别要发展生产，红柿基地、青椒基地要建设，还有水果基地要规划，种杨梅，种西瓜。

　　郑九万说，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都这么关心我，社会各界都这么热心帮助我。两个企业给我捐了十万元，我都捐给村里了。还有其他的捐款，我也捐给村里了，我的生命是共产党给的，钞票应该给村里搞建设。村民对我这么好，只有把村集体事业办好了，才是对大家的回报，我也快活!

　　郑九万妻子李金叶拿着长柄的火钳，添了几块黑黑的木炭，火星噼里啪啦爆出来。她顺手拿了条小凳子，坐在一边说起来。李金叶属于快人快语，说自己以前记性好，别人唱歌自己一听也会唱，记账白口叠（意即心算）不用笔。

　　李金叶说，九万从后生时就闷头不响，不肯讲，老实干。九万力气大，三四百斤的担子，他都从山上担下。九万做人硬气，为众着想，十七八岁就当生产队小队长。九万他很劳心，每天早早爬起，回家半夜困不着。村里穷，他讲自己的事不重要，村里的事最重要。我都支持他，家里都是我自己一人干，养猪，养鸡，养兔，种菜，担柴，挑水。

　　我问李金叶，郑九万家里这么穷，你当时是怎么嫁过来的？

　　李金叶笑眯了眼，说，那时九万二十七岁，我二十二岁。我娘家在大若岩，与九万根本不认识，是有人介绍，讲这个年轻人忠厚老实，勤劳能干。我第一次翻山越岭，到了他家相亲，他就把养的惟一一只大母鸡杀了。吃了大母鸡，想走都走不掉了。这是当时农村的规矩。

　　李金叶说，九万家太穷，结婚时我从娘家带来两三床棉被。后来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没有钞票添置家当。有一年冬天，上面分救济品，分给队里一床棉被。我屋邸正缺一床被，他说自己不要紧，就把这床被送给了困难户。我只得凑了钱去买一床棉被，那时的三十元是很大的钱哪!九万的脾气我晓得，他做得准没错。嫁给他几十年，家里还是这副穷样子。不过，我不后悔，因为九万，真的是个好人。

　　李金叶说，九万得了病，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弯不落，人很痛苦，他都忍着。每次医生叫他住院，他都推托，讲机耕路还在造，怕雨水把机耕路冲坏了。

　　郑九万却打断妻子的话，不让她多说。

　　住在楼上的小儿子郑奇才踩着木楼梯下来了。二十六岁的郑奇才前些年在北京打工，帮别人做些服装生意，最近赶回家了。他说，小时候，阿爸经常不在家，早上天不亮就起床了，晚上有时半夜才回来，经常为村里的事跑来跑去。而自家的农活，很大程度上是靠阿妈一个人在支撑。阿爸对村里人还会开开玩笑，逗逗小孩，但他很少跟我们聊天。阿爸在家里一直是个极为严肃的人，不苟言笑，我们兄妹三人都很怕阿爸。在家里，他有一说一，决不跟你废话，他要求的事情必须得做到。

　　正说着，二十九岁的大儿子郑奇猛也回来了。他前些年在杭州打工，先弹棉花，后开店。他说，从小开始，阿爸就对我很严格，他不会开玩笑，讲话一句就是一句，不能违抗。

　　我笑了。这两兄弟说的一个样，看来郑九万真是一位严父。

　　大儿子又说，有一年我在慈溪市庵东镇弹棉胎，当时阿爸也出来一起做。那天，我骑自行车上门收货，驮着两条旧棉胎回来，打开一看，其中一条里塞着三千元钞票!这真是送钱上门。平时要做多少生活，才能得到这个数。阿爸也看到了，脸一沉，你这种事不能干!马上把钞票送还人家。我当然送还了，那主人家感谢不尽。

　　两兄弟又说起一件共同的事，就是前几年多次申请要求入党，但郑九万总是不答应。

　　小儿子说，我们把申请书直接交给阿爸，估计都被他丢掉了。因为他总是跟我们说，你们还小，还需要为全村人做更多的好事。要让对村里有用的人先入党。再说，我是支部书记，自己的儿子先入党，别人会有看法的。以前我很怨他，但是阿爸生了这场大病后，我们全家看到村里人对他那么好，我开始理解阿爸的许多做法和态度，我开始敬佩他了。他说得没错，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去年十二月我阿爸出院后，我又写了份入党申请书，我想多为村里做些事。

　　大儿子说，虽然阿爸对我们的一些做法看起来不近情理，但是阿爸的做人原则告诉我们，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只有多为他人着想，才能为更多的人所爱戴。阿爸一直是我的骄傲。我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要把自己交给党，接受党的考验。如果入了党，我会努力做个优秀党员。

　　我烤着火，看着暗红的火几乎无形无态，深深地蕴藏着热量。我前几天翻过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所写的一本书。他费时两年考察了楠溪江，认为楠溪江流域是个难得的独立的文化圈，在这个范围里，散布着两百多座单姓的血缘村落。

　　我特别注意到这几个字，单姓的血缘村落。后九■村正是如此。

　　整村的人家都姓刘，外姓惟有一家，姓郑，郑家就是村党支部书记郑九万家。惟一的外姓人竟成了村党支部书记。若无过人之处，何以服众？

　　全村祈祷

　　在郑九万的老屋窗口边，贴着一张黄纸的小标语：早也盼，晚也盼，书记早安康。落款为全体村民。

　　我沿着山上的石径，在整个山村转了一圈，只见屋前、墙边、电线杆上，还有不少去年初冬张贴的小标语：书记康，九■强。全村祝愿，全村企盼。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书记早健康。人人想，人人盼，共祝书记永吉祥。全村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村民们七嘴八舌，对我说起郑九万来，他是一个好人哪!他本来身体壮得像头牛，就为了村里和大家人才病倒的。

　　常年累月的事情，都是小小的，碎碎的，甚至是一个个不太连贯的片断。但对每个村民来说，都是具体的，实在的，像冬天的炭火捂在心头，永远暖着。    

　　那年农历正月廿七夜里，村民刘岚凤的家遭火灾，两间房子被烧得精光，夫妻俩伤心欲绝。郑九万把他俩劝到自家，端水送饭之后，安排刘岚凤一家五口，住到宽裕的房里，那户主人外出打工了，这边，又发动村里募捐相助。

　　郑九万说，你们吃的先从我家里拿，我拿不出钞票来帮你们盖新房，但我可以帮你们做做工。刘岚凤以为郑九万是在宽她的心，没想到第二天他真的来了。

　　郑九万力气大，手脚快，上山伐木，下窑烧砖，填基砌墙，起架上梁，忙了整整二十八天，直到她住进新屋，连口饭都没吃她家的。刘岚凤实在过意不去，买了一条牡丹烟送给郑九万，谁知他坚决不收，说，自村里人，帮点忙是应该的。

　　村妇徐玉钗的丈夫在2001年患上了严重的肝腹水，不能下地干活，儿子又在外地打工。郑九万每年都帮他们家插秧，割稻，晒番薯干。

　　2003年6月，郑九万刚把自家惟一的一头黄牛卖了，准备修理一下老房子，好让儿子娶媳妇进门。第二天，他听说村民陈菊蕊老伴得了骨质增生，急需钱要住院做手术，他马上到了陈菊蕊的家，掏出卖牛所得的全部2180元，让她为丈夫治病。

　　村民刘良仁前些年在山西做小生意，家里只留下年迈的父亲。那次父亲突发高烧，郑九万就一人背着老人下山，赶了十多里的山路，到了碧莲镇卫生院救治。老人回家卧床休养时，正是农忙季节，地里的农活全是郑九万包干了。

　　村妇刘春华忘不了自己的四次流泪：二十多年前嫁到村里，一看这里没通电没通水，家家穷得丁当响，新婚第二天她就跑回山外的娘家哭诉。四年前，她到山西做生意亏了本，春节空手回家，郑九万鼓励她在家发展养鸡场，又掏出自家刚卖猪的1000元，借给她作启动资金，那一刻她感动得哭了。3000多只鸡养起来了，去年遭遇台风死伤大半，郑九万又来帮她，出面担保替她从乡信用社贷款3000元，她忍不住又哭了。这次，听到郑九万病倒的消息，她哭得更伤心了。

　　村民刘良平说起往事，泪花隐隐：郑支书真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人，村里谁家遇上什么事，他都是当成自家的事去操心。他是吃自家的饭，干别人的活。全村人都把他当成了最敬重的人。

　　山民们是最淳朴的，也是最真诚的。山高路远，封闭的生活环境，四季更替的自然变化，使他们更多地依靠生命本能，生活着，生存着，繁衍着。个体难以抵御灾变，群体才能互助共存。郑九万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帮助他人，这种关切是内心自然的流露，必然的举动。只是他更加自觉，更加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