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少国家的女政治家相继当选为国家领导人。去年底，约翰逊—瑟利夫当选利比里亚总统，成为该国和非洲的首位女总统。默克尔几乎在同时成为德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理。今年初，智利迎来了第一位女总统巴切莱特。

　　从二战后的世界历史看，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女性人数呈上升之势：上世纪50年代有1人，60年代有3人，70年代有7人，80年代有11人，90年代则超过20人。针对上述现象，有人认为，传统的政治文化正发生变化，女性的政治地位正迅速提升，21世纪将成为“她世纪”；有人甚至认为，世界正在回到人类远古的母系时代。

　　在上个世纪女权运动兴起的时期，许多女权运动者的批判矛头直指“男性中心”的文化。例如，英文中“主席”一词是“chairman”，这是组合词，意即“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有女权主义者提出，这个词有性别歧视意味，要求增加一个词“chairwoman”（坐在椅子上的女人）或换成一个中性词“chairperson”（坐在椅子上的人）。这一争议虽然看起来有点“咬文嚼字”，但它确实直指事情的实质，即女性的政治地位不仅是一个法律规定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社会意识问题。

　　在中国云南、四川两省交界的泸沽湖有个摩梭族群落，仍保留着母系社会的社会生态，女性当家，以“走婚”形式组成家庭。记得看过一个关于摩梭族的电视纪录片，片中一位“走婚”男性接受采访时说，这种家庭形态有利于家庭财产的保存。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据说，上海出现了“类母系社会”，相比其他地方，上海女人在财产控制权、家庭分工等方面都更具强势。上海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更高，这是国人较普遍的一种印象，尚需社会学方面的统计和案例研究的支持。有论者认为，上海是中国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沟通协调的需求很大，有很强的追求“精致”倾向，女性特征在这一社会形态中获得就业优势，这又是一个有趣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当今之世，男女平等在大多数社会已是一种普遍的“政治正确”，妇女从政不存在制度性障碍。对妇女的特殊保护和特殊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历史补偿”，随着社会进步，应可自然消亡。因为“特殊”本身，也有某种歧视意味。至于世界是否会走入“她世纪”，大可听其自然。一般说来，如果世界变得更和平、更安宁、更精细、更和谐，女性特征当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