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不大信缘、识缘，年纪大起来，不但信缘而且越来越惜缘。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和我就很有缘。先生曾写道，我们有缘结识，起因是地缘，苏湖古今都连得很紧；成因是人缘，“虽然我们是两代人，可那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却被一种共同的逆境填平了，我们都是在逆境中理解了人间的纯朴与真诚，同时也看到了势利、油滑与奸佞。其次，我们都喜爱文学，都是在寂寞和追求中跨进了文学的大门”（陆文夫：《自强之路（代序）》）。为此，我常怀感恩之心：上苍竟将先生这样深厚的情缘赐于我。可是，没想到先生走得是那样匆忙——

　　去年七月的一天，我正在新疆喀什地区考察，大约上午10点光景，我与同伴正在爬一个荒凉的土坡，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陆文夫先生逝世了！

　　噩耗来得猝不及防。我惊呆了，虽然早知道他一直在病中。我真想插翅飞回他身边，再看一眼他慈爱的面容，再握一次他热情的手。可是，这一切已经迟了，因为，先生已经永远离开这个为他所深爱，却也给过他不少磨难的世界。

　　一个人，一个原本嗜书如命的人熬过了“文革”的荒漠荆棘，终于步入大学的殿堂，真的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在众多可口的面包中，就有先生精心制作的美味——不是甜腻的那种，而是常常带一点苦、一点涩、一点辣，却极富营养。他的充满睿智和深刻的作品、他的对人间既热爱又不满的作品，就像我家乡的山间竹笋，虽埋在瘦土中却久蓄力量，一旦顶开重压，破土而出，就极具生命力和冲击力。我想，他一定是那种虽然经历过冬天，但心一直生活在春天的人。

　　然而见先生面握他手时，已经是1996年5月。那时我在湖州工作，《南太湖》杂志举办一次专为文学青年颁奖的活动。原本这类会我是可参加可不参加的，没想到这一参加，便成为我永生的幸事——先生也来参加了。轮到先生讲话时，他缓缓地平和地与极希望成为作家的青年男女们谈社会、谈人生、谈情感，却很少谈文学、谈自己。面对一双双闪着渴望的眼睛，先生的眼也更加闪亮、慈祥。

　　午饭时自然少不了酒，而且上的是浙地特产的醇厚的绍兴黄酒。那天两人都喝得满脸通红，以致在今天留下的那几张头碰头的半醉的照片中，似乎依然闻得出酒香。“两人一见如故，好像早就相识似的”（陆文夫：《自强之路（代序）》）。我们絮絮叨叨地互相倾诉着虽然不同代却极其相似的肉身与精神的履历。他，使我想起了已逝的父亲（两人竟长得很像），也想起一句话：有些人朝夕相处却如同陌路，有的人一次见面会成终身知己。

　　后来，在朋友的再三鼓励下，我才壮胆答应将前几年中在各类报刊上零星发表的勉强可称为散文随笔的东西凑成一本，准备出版，并取名为《人在旅途》。接着，自然地又想起先生，便又壮胆前往苏州恳请先生写序。“我知道这在先生是难事，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如孩子习作般稚气，先生的时间又如金子般宝贵。不料先生略一沉吟后淡淡地说，先看看再说罢。结果两星期后，先生就将序用特快专递寄来了。我感激且感动，我知道先生是极少为人写序的，也知道并非因为我的文章好，而是先生对爱好文学的非文学工作者的一种极大的鼓励，是对同共和国一起走路的人的爱惜。”（《人在旅途·后记》）

　　捧着先生写的序，想起当时师母在旁边悄悄对我说“老头子不大肯给人写序呢”，我不禁热泪盈眶，虽然已经到了很难有泪的年龄。我一遍遍默读着近两千字的序，直到几乎能背诵为止。更令我感动的是，从序中可以知道先生是细看了我的文章的，有诚恳的鼓励和心灵的呼应，更多的则是超越情缘之上对经历过社会巨变的我们这一代人深切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另有一点我记忆犹深，就是他建议我从中抽掉一篇文章、删掉一句话，因为里面提到了两位名人，而先生偏偏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在与先生交往中，我注意到先生对人品一直是看得很重的。我知道，先生口碑之好在作家圈中是公认的，还有很多人也都爱戴他，因为他是言行一致的作家。

　　此后，我总是一年中去向他请教一次，每次去总遇见他咳嗽，有时削瘦的脸上泛起红晕，这时候便刺得我心痛，劝先生抓紧寻医访药或到南方休养，但他依然很乐观，于生活和生命充满信心，不去外地的理由则是他还要守护他心爱的《苏州》杂志。再后来，我奉调进省城工作，新地方新岗位新工作，正如下乡时农民说的话，“换一样生活（工作），换一副骨头”，忙起来看望先生的次数便少了，但还是常在夜晚想起他，也不断向朋友问起他的近况。可不知为什么，有两件事是先生离世后我才知道的：一是他后来竟痛失了心爱的一个女儿，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一定会甚于病痛；二是他在给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说希望我最好不要去某单位工作，因为那里的情形他了解。这便是先生，尽管自己有病痛有不幸，却仍然关心着他人。

　　今年元旦过后第二天，我和老友张建智一起去看师母。师母泪流满面地追忆着先生，墙上的先生用炯炯的目光慈祥地看着我，在向师母告辞时，我拿出一张与先生的合影留给师母，耳边似乎又清晰地响起他说的话、他写下的那些文字，它们一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了。    

　　我想，文夫先生会永远活着，而且不仅仅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