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到宋,名士为何云集沃洲
一座山,接住一个时代的心事
本报记者 李娇俨
■ 本报记者 李娇俨
南宋淳熙三年(1176),大儒朱熹与挚友、理学名家石墪结伴,在绍兴的沃洲山访古寻胜。
当游到沃洲山水帘洞时,他吟诵道:“一片水帘遮洞口,何人卷得上帘钩。”石墪当场和韵,一段唱和佳话就此留在这片山水间。
850年过去,水帘依旧飞泻,而沃洲山留给后人的,远不止这些。
南宋庆元年间,陆游在《假山小池二首·其二》里写下“池偷镜湖月,石带沃洲云”,这位一生把剡中当作心灵归宿的诗人,把沃洲山的云“偷”进自家的园林。
北宋大臣胡宿登上沃洲亭,干脆落笔:“沃洲应祇尔,何用忆天台。”
一个偷云入庭,一个劝人不必念天台——这些声音隔着年代交织在一起,指向同一片山:位于浙江中部新昌境内的沃洲山。
在宋代文人的笔下,它早已不只是一座地理上的山,而成了一幅可望、可即、可居、可游的心灵图景。
浙东多山,何以沃洲在宋代文人心里占据如此重的位置?
要读懂宋人这份心事,得先去一趟沃洲山,往前追溯那魏晋的沃洲、唐代的沃洲,看看这片山水最初是怎样接住一颗颗疲惫的心。
东南眉目,何以栖心
从新昌县城往东,车行不久,便进入天台山余脉。沃洲山与一江之隔的天姥山两两相望,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里说:“禅院在沃洲山之阳,天姥峰之阴。”他还赋予了它们一个流传千年的定位:“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
东南的山水再美,到了剡中才算露出眉目,沃洲、天姥便是这眉目。
顺着山路往上,眼前是一片缓坡台地。新昌白云书院院长徐跃龙长期研究本地文史,他边走边讲:沃洲山的核心是海拔二三百米的玄武岩台地,边缘是陡坡峻岭,台地上田地一层层铺开,村落彼此看得见炊烟。“这种山形很特别:离尘嚣不算远,但要抵达也不算近。”
他说:“台地上看得远,山里头又清净,隐士想要的‘既躲开人世、又不隔绝人烟’,这里天然就具备了。”
台地尽头,乃是东山,又名远望尖,俗称水帘尖,四面凌空,孤峰峭拔。登上尖顶远眺,新昌、嵊州一带的山野田畴,数十里尽收眼底。山脚下是水帘洞:洞高约三十米,洞口一道飞瀑垂下来,像挂起一整幅帘子,风一吹,水沫四散。当年朱熹与石墪同游,正是到此诗兴大发。
洞前还有一块丈把宽的平地,石面上留着浅浅的蹄印,相传是高僧支遁那匹神骏的马踩出来的。
“当然,一座山要成为文化名山,光有风景还不够。”徐跃龙说,“白居易讲‘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是先有人来到这里、在这里安顿,山才被一代代人记住。”
沃洲的分量,正是那些络绎不绝而来的名士赋予它的。
六朝胜会,书写原乡
故事要从东晋讲起。
咸康年间,剡县岇山(今新昌沃洲一带)来了位高僧,名叫竺道潜,出身名门琅琊王氏。他却舍下世族身份,隐居于此,身边常跟着一百多位僧人听讲。
当时另一位高僧支遁欲向竺道潜买山而隐居,竺道潜淡淡回答:“未闻巢由买山而隐。”古时隐士巢父、许由何曾买过山?山林本是天下人共有,动了“买山”的念头,已是心里放不下。这句话,成了沃洲精神史上颇有锋芒的一笔。
后来,支遁在沃洲小岭建寺行道,僧众百余人。相传他爱鹤、养鹤,也放鹤;又爱养马,旁人笑话出家人养马不合规矩,他道:“贫道爱其神骏。”爱的不是马,是那份神采与气骨。这句话被收入《世说新语》而流传很广。
两位高僧一边在山中修行,一边和王羲之、谢安、孙绰、许询等一代名士交往相聚,清谈玄理,品论山水。
沃洲当地流传着一段王羲之与支遁的佳话。永和年间一个春日,两人同游沃洲,抬头是山花烂漫的放鹤、鹅鼻诸峰,低头是洲畔平铺的细沙,像一张摊开的素纸。王羲之兴致上来,借过支遁手中的马尾拂尘捆作一支笔,在沙地上写下一个连笔“鹅”字,笔力苍劲,转折处带着飞白。回到寺中,他在纸上重写多幅,都比不上沙上那一幅,便命弟子拓回,在沃洲寺立了一块“鹅”字碑。
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记载,晋宋以来来到剡中的高士,有戴逵、王羲之、孙绰、许询等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再加上十八位高僧,一同构成了后世传诵的“沃洲胜会”。
名单上的人未必同时到达这里,但沃洲是名士高僧的交游地这一信息已经深入人心。
“六朝时的沃洲胜会,和兰亭雅集、庐山白莲社齐名,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场面。”徐跃龙介绍,“《世说新语》全书约七万九千字,写到沃洲一带名士言行的就有一万五千字,差不多占了五分之一,可见当时这里在士人心中的分量。”
这些往来浙东一带的名士,避开政治漩涡,精神始终高蹈;身在山林之间,朋友遍于天下。这种“隐逸而不避世”的活法,正是士大夫们最需要的精神资源。
唐时月色,照见诗心
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唐代诗人,络绎不绝地踏上这条前往浙东的道路,以至于我们现在将其称为唐诗之路。
沃洲山正好卡在这条道路的中段,但它更是这条道路的一个精神起点。
浙东唐诗之路从西兴出发,经鉴湖、曹娥江南下入剡溪,再穿过沃洲、天姥,一直通向天台山。舟行至此,舍舟登岸,前头便是天姥的云雾、天台山石梁的飞瀑。比起水路节点,更吸引人的是看不见的文化引力。
唐代诗人来到沃洲,多是专程来“朝圣”的。《唐才子传》所载八大诗僧,有七位亲履此地。他们追慕的,正是六朝支遁买山、道潜说法、名士高僧尘外交游的那份遗风。
一个秋夜,宰相兼诗人权德舆夜访灵澈上人的僧房。灵澈本是会稽人,出家云门寺,也曾寓居沃洲一带。月色满庭,秋意清寒,权德舆提笔写下:“今夜幸逢清净境,满庭秋月对支郎。”支郎就是支遁。在唐人心里,僧房的月色里,依然回荡着六朝玄谈的余响。
盛唐、中唐之际,一批仰慕支遁、许询之风的诗人诗僧往来酬唱于此,后人称之为“沃洲禅诗派”,刘长卿、皎然、灵澈、灵一、齐己、贯休等或游历驻锡,或题咏寄怀。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刘长卿《送方外上人》:“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
诗人反倒劝上人不必去买沃洲隐居——这地方名声太大,人人都知道,去了照样躲不开人。看似是“劝退”,其实恰恰说明沃洲在唐代已是公认的隐逸圣地,盛名之下,连真正的隐者都难找清静。
这一时期,沃洲山的精神传统悄悄发生了一次转换:六朝名士的隐,是一种要亲身去体验的生活;到了唐人心里,它变成了可以写进诗里的意境。人不必真的搬到沃洲,把沃洲写进诗中,精神上就算到过一回。
空山、钟声、白云、孤云、山月、野鹤……这些意象,成了一代代文人寄情沃洲的纽带。
宋舟有岸,心事可安
时间来到南宋,陆游写“孤舟幸闲著,借我访支公”,他寻访的早已不只是东晋的支遁,也是唐人诗句里那个被精神化了的沃洲。
他行经剡中,投宿在溪桥旁一间茅店里。驴弱人饥,解鞍时雨声萧萧;投床小憩后他谢过主人,又朝盘山腰走去,心中追问“沃洲在何许”。
这位一生志在恢复中原的诗人,在遥望沃洲的山路上暂且卸下了家国重负,眼前只剩片片红叶。
诗句背后,是宋代士大夫心里最大的纠结:“仕”与“隐”如何平衡?身在朝堂,念着山林;真要归隐,又放不下抱负。沃洲山恰好成了化解这份纠结的文化符号。
北宋大臣、枢密副使胡宿在《题沃洲亭》里写道:“沃洲应祇尔,何用忆天台。”眼前沃洲已足够令人沉醉,不必再挂念天台。表面是评山水,内里自有一层意思:在朝为官与退居山林,本来就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西昆体作家杨亿在赠别诗《送觐道人归故》中借沃洲用典写道:“名已标真籍,身犹隐沃洲。”人已在道籍留名、仕途有成,精神上仍栖于沃洲之幽,入世与清静,在一句诗里并存不悖。
苏轼贬居黄州时,《东坡八首》写友人“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浣溪沙》又叹“恨无人借买山钱”。为什么宋代人总在惦记买山的钱?徐跃龙分析,到了宋代,士大夫推崇的是“大隐于朝”的智慧:不必辞官入山,更看重在心灵上给自己留一处栖居之所。
沃洲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可退之处”——纵然身不能至,只要知道山在那里,心里便有了一块退守的地方。
在两宋政治生态中,这座位于浙东剡溪之畔的灵秀之地,逐渐演变为中央官员平衡仕隐矛盾的文化符号。他们往往将政治上的感悟与人生的思考融入诗文创作。
北宋宰相苏颂在其《和安上弟游湖山诸寺二首·其一》中写道:“四百僧居胜沃洲,北连高岭万松稠。”将湖山诸寺与沃洲古寺作对比,展现“沃洲”作为文化符号在宋诗中的丰富意蕴。
北宋“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在其《腊日出猎因游梅山兰若》中引用典故:“鹰想支公好,人思灞上狂。”诗中既有对支遁式隐逸闲适的欣赏,也涌动着对灞上式豪迈功业的追慕。
陆游更是在诗词中或精心勾勒沃洲的自然风光,或深情抒发内心的精神向往,“卖药来查浦,听猿到沃洲”“孤舟幸闲著,借我访支公”……
这艘孤舟,是在仕与隐之间漂泊的历代文人的自我写照;而沃洲,是孤舟随时可以停靠的岸边。
到了明清,文人追慕支遁、谢灵运以来的沃洲雅韵,登临寻幽,留下不少吟咏篇章。明代庄昶遥想此山,写下“我闻沃洲山,渺绝如仙洲”,寄寓对山林幽隐的向往;戴冠游历其间,作《沃州山次韵》,以“霞明石室丹,泉挂水帘白”摹写崖松泉瀑之景,感慨昔贤隐迹,山川依旧。白居易“沃洲、天姥为眉目”的论断,更为后世文人反复引述,描摹两山青黛相映、烟霞入怀的样貌。及至清代,诗人们依旧循着浙东旧迹来此,踏云寻古,一面赞叹峰峦溪壑之秀,一面凭吊东晋高僧名士的旧踪,把沃洲山的仙隐文脉,一一收进诗句之中。
如今,沃洲山水依旧,今人循着古人的脚步登临此地,对景感怀,落笔成诗。就在不久前的“诗情满沃洲”文化采风活动中,百名诗人走进新昌,踏秋寻古,沉浸式寻访千年诗路遗韵,以目观胜景、以笔抒情怀,创作了一批格调清雅、意蕴深厚、贴合乡土的诗词佳作。新昌县博物馆的沃洲展陈,也吸引着一批批追慕先贤遗风的人们驻足、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