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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版:思想周刊·知行

碑学东传与近代东亚文明互鉴

  ■ 倪旭前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书法是汉字文化圈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之一,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文化输出与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晚清驻日使馆随员杨守敬出使日本,带去了大量碑拓,对日本书坛造成强烈冲击,最终推动其从帖学传统向碑帖融合的方向转型。探究杨守敬碑学东传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碑学东传的广度和深度,更在于其过程所呈现的“输出-反哺”的双向结构,即既有碑学输出,也有古籍实物回归,它揭示了文明互鉴的内在机制,其交流经验对当代文化输出与文明互鉴仍具参考价值。

  以碑学适应时代语境

  在杨守敬渡日之前,日本书坛自唐代鉴真东渡扶桑之后,基本承袭晋唐帖学;“黄檗书流”影响了江户书坛,引领了“唐样”书法,而日本小野道风等将“二王”书法本土化而形成的“和样”书风在日本明治初期被废除,由此走向衰微。事实上,不管是“唐样”“和样”还是日本本土的假名书法,基本都以行草书为主,涉及篆书、隶书较少,其风格也多表现为秀雅流丽甚至甜熟纤弱一路,渐呈式微之势。日本书坛内部审美活力的衰竭与外部西学文化的冲击,在表面上似乎构成了杨守敬碑学输出和文明互鉴的双重困境。然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传播的内容与接受方的内在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匹配,“洋溢和充满了生命力的北碑”与以日下部鸣鹤等为首的日本书家主动选择碑学,为杨守敬的碑学输出与文明互鉴提供了良好的语境和机遇。杨守敬碑学东传之所以能成功,跟他所携带的碑学资源恰好顺应了明治书坛对于变革传统帖学的需求不无关系。

  时值光绪六年(1880年,日本明治十三年)秋,会试屡试不第的杨守敬(1839—1915)接受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请,以使馆随员身份启程前往东瀛,带去了13000余件金石碑拓,包括《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石门铭》等北碑精品拓本。这些拓本风格质朴、古拙、浑重,宛若一股清流,对日本书坛流美靡弱的“二王”帖派、“御家流”造成极大的审美冲击,日本“举国上下弃旧迎新,精神为之一振”。杨守敬本身精通历史地理、版本目录、金石书法等,是晚清朴学的重要代表;他的现场教学,更推动了日本书坛的碑学浪潮,刮起了“杨守敬旋风”,日本最终走向了碑帖并行发展之路,杨守敬也因此被誉为“日本近代书道之祖”。

  以实物与笔谈促进碑帖融合

  杨守敬旅居东京四年(1880—1884),主要公务是协助驻日公使黎庶昌刊刻《古逸丛书》,承担搜辑和编校工作。同时,他通过碑学实物以及现场教学,掀起日本碑学新风潮,促进碑帖融合。

  首先,杨守敬所携带的碑拓实物给日本书坛带来了冲击。杨守敬在碑版方面具有深厚造诣,这是毋庸置疑的,他长期潜心搜集古籍碑版,早年便著有《评碑记》《评帖记》各二卷、《楷法溯源》十四卷,其中《评碑记》品评了先秦至唐代多种碑刻;又著有包含大量碑版图像的《寰宇贞石图》以及碑刻摹刻丛帖《望堂金石》等,学术成果堪称丰厚。然而一开始打动日本书家的却是他带去的那批碑版拓片实物。他在日本相处较多的是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他们在认识杨守敬之前,都已经是日本的知名书家。他们震撼于杨守敬带去的“一万好几千的拓本”。后来随着交往增多,才“为杨的学术所震撼,故而师事之”。可见,与其说是日本书家被动接受杨守敬的碑学输出,不如说是日本书法界主动选择了中国的实物碑拓。当然,杨守敬将这些碑学实物以及相关碑学理论系统性地引入日本,也实属功不可没。

  其次,通过笔谈和著作传播的碑学理念。杨守敬到达日本后,日常交流与教学主要以笔谈方式进行,有《八稜研斋随录》为证。《八稜研斋随录》是日下部鸣鹤誊录整理的杨守敬与岩谷一六的笔谈记录,内容涵盖杨守敬在日本讲授书法、讨论笔法的对话,是杨守敬旅日期间书法笔谈的重要文献证据。杨守敬在日期间,积极传播阮元、包世臣等人的碑学思想,强调学习篆隶书法的古拙、雄强和金石气。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碑帖融合,而不是以碑学取代帖学的“唯碑论”,正如他在《激素飞清阁平碑记序》中率先提出的“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他传授给日本书家的笔法也“并非纯粹碑学”。这些书学理念在其早年的《评碑记》以及他回国后为日本弟子水野元直所写的《学书迩言》中皆有体现,这些书学理念深受日本书坛的接受和共鸣。杨守敬也带领日本学界与书家一起搜集、研究金石拓本,交流碑刻文字考证,促进了日本对碑学的深入了解。他早年的《评碑记》《评帖记》曾在给日本友人传阅时遗失,后被拾获并将《评碑记》出版“在日本广为流传”,1957年由日本三省堂再版。归国后,日本书坛仍与他保持密切通信,其教学理念具有延续性和代际传递。《学书迩言》手稿写完后,杨守敬“交给了水野,其后《学书迩言》便在日本被刊刻印行,得到了广泛流传”。

  平等互鉴与双向交流

  杨守敬的碑学文化输出和文明互鉴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书法海外传播的独特性可归纳为三点:

  其一,文化的平等性。在日本明治维新、儒学处于弱势的语境中,杨守敬依靠精美的碑帖实物与独特的碑学理念,强调平等对话、文明互鉴,重在学术交流与艺术分享,而不是主动灌输和单向宣传,最终获得日本书坛推崇,实现了中日文化的平等互鉴。日本书家也没有全盘照搬清代碑学,而是主动地、选择性地将清代碑学与日本本土化帖学融合,较为符合在文明互鉴中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

  其二,风格的包容性。杨守敬反对极端尊碑抑帖,他是倡导碑帖融通学说的代表,体现出碑帖并重的“包容性”。在碑学移植日本过程中,很多人误读其为“重碑轻帖”或“重古轻今”,其“轻帖”“轻今”针对的是帖学末流如“馆阁体”书法等流弊,对于整个“二王”帖学体系他还是保持敬畏的。比如他在书家的“天分、多见、多写”之外,增加“品高”“学富”两项,正如他说的:“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形成“学书五要”理念,这其实也是帖学精神的弘扬。他这种打破碑帖二元对立而倡导碑帖并举的理念,既促成了日本书道风格的多元融合,也为当代文化输出和文明互鉴提供了启发。

  其三,交流的双向性。一方面,杨守敬赴日时,日本书坛以帖学为主,碑学资源稀缺。他带去的13000余件汉魏六朝碑拓,为日本书家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碑学实物范本,有力拓宽了日本书家的艺术视野。他的碑帖结合的学书理念也改变了日本书道单一帖学的格局,其回国后撰写的《学书迩言》在日本出版后,对日本重技法轻修养的弊端有警示与纠偏作用。另一方面,他归来时,从日本购回大量中国散佚的古籍,据记载,一年购得的数量就达10000余卷,其中不乏国宝级资料。如他从旧书中发现并购得的南宋湖州刻本《思溪藏》,该典籍始刻于浙江湖州思溪圆觉寺,杨守敬从日本购回部分,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湖州对其进行了重刊。这一文化现象成为由浙江流转东亚、再从东亚回归浙江的完整文明互鉴标本。这种双向性和互构性生动诠释了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历史价值。

  (作者为中国计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