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亦盈 通讯员 盛灿灿

　　深秋的风，裹着凉意与桂花的香气。

　　金华，浙江师范大学。透过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办公室的窗，能望见校园中的一方湖水。岸边，一排香樟树绕湖而立，风过时，树叶打着旋落在水面上，荡开细细的波纹。

　　刘鸿武喜欢这片风景。微微摇动的树冠，偶尔会将他的思绪牵回尼日尔河三角洲湿热的热带雨林里、拉各斯大学里那片高大的椰子树前。那一瞬间，他好像回到了多年前——那个身形消瘦的少年，凭着对世界的向往，从云南边疆出发，想要去非洲“走一走”。

　　如今，这位“边疆少年”已走过非洲30多个国家，最后选择在金华扎下根，并创办了全国高校首家非洲研究院，写下30多部专著和8部英文著作，被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授予“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称号。

　　近日，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五届会议在义乌开幕。这个由他发起创办的论坛，如今已走过了15个年头，并被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论坛采取一年在中国、一年在非洲轮流举办的方式，让中非学者聚在一起面对面交流。

　　从边疆到非洲，从一个人的行走到一个平台的生长，刘鸿武用30多年，走了很远的路。而今，他欣喜地看见，这条路，正有越来越多的同行人。

　　只有得过非洲疟疾，才会懂得非洲

　　刘鸿武的非洲情结，始于童年的经历。

　　他从小在云南边境长大。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丽江的雪山草原、迪庆的藏族村寨，还有边疆傣族、哈尼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不同的文化交织，是刘鸿武童年里最熟悉的风景。

　　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音乐舞蹈，都跟非洲族群的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多年后，刘鸿武回想，这些色彩斑斓的服饰、节奏各异的歌舞、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仿佛已然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去非洲”的种子。

　　1979年，刘鸿武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史。本科毕业后，他进入云南大学任教，并在职攻读研究生。那段时间，他常去云南边境乡村调研民情。

　　当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有一个赴尼日利亚留学的名额。他主动报了名，“想到遥远的非洲走一走”。

　　刘鸿武难忘第一次前往非洲时的情景：交通不便，飞机需绕道法国巴黎，再飞越撒哈拉沙漠，经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哥首都洛美中转前往拉各斯；不料，飞机抵达洛美后出现机械故障，他差不多一星期后才抵达目的地。

　　那天，广袤无垠的热带大陆、独具特质的非洲文化艺术，一下击中了他的心。云南边疆的生活往事被重新唤醒了……

　　往后的日子里，刘鸿武在拉各斯大学学习研究非洲文化史和非洲政治发展史。作为非洲大陆最重要的现代大都市，拉各斯是观察非洲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绝佳窗口。这里喧嚣的城市、拥挤的街道、繁华的湾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真正让刘鸿武坚定今后学术道路的契机，是一场疟疾。

　　有一次，他深入尼日尔河三角洲做田野调查，在热带雨林的村庄里住了一个月。回校后，突然高烧不退，中途还曾休克，最后被确诊患上了疟疾。

　　在床上躺了七八天后，刘鸿武终于能站起来，走出房间。那一天，他推开房门，热浪扑面而来。室外阳光灿烂。远处传来鼓声，一群非洲民众正在热舞。那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一句台词，出自读书时看过的一部电影：“只有得过非洲疟疾，你才会懂得非洲。”

　　“我当时记住了这句话，但不太理解。自己得了疟疾后，突然一下明白了很多道理。”刘鸿武说，在数百年前，非洲当地人不明白疟疾的病因，于是创造出宗教仪式、舞蹈来驱赶病灾，所以才有了如今非洲特有的各种文化艺术。“只有到了非洲，了解它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生态，再研究它时，研究者才不会从自己原有的经历出发去评判它，而是会从非洲人的角度去理解非洲。”

　　这次疟疾之后，刘鸿武对自己在学术领域的选择有了明确的想法。在那个大多数人认为“非洲落后，不值得研究”的年代，他却觉得，非洲值得被观察与思考。于是，他便将“推动中国的非洲研究事业进步”当成自己一生工作的目标。

　　刘鸿武曾在拉各斯大学图书馆里想找一本中国人写的关于非洲的书，几乎找不到。“如果中国人靠西方来认识非洲，非洲人靠西方来认识中国，那双方都被带着走。”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下定决心，“让中国人自己认识非洲，让非洲人自己认识中国。”

　　从非洲留学回国后的那些年里，刘鸿武潜心非洲研究，开始建设非洲研究学科，培养了数十名非洲研究、国际关系的硕博士，并出版《黑非洲文化研究》《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等十余部著作。1997年，刘鸿武与中国历史学会16位教授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重视非洲对非工作和人才培养的建议报告；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首次召开，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他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参与国事。

　　从那以后，刘鸿武从一个纯粹的学术爱好者，逐渐成为国家对非战略的建言者。

　　把非洲研究做成“百年老店”

　　2006年，刘鸿武的课题成果《中国对非洲战略初探》荣获“中国国际关系学会首届优秀成果奖”。彼时，他虽已在非洲研究领域声名鹊起，但在中非关系迅猛发展的节点下，国内对非洲的研究力量却依然薄弱，中国的非洲研究面临新的挑战。

　　那一年，恰逢浙江师范大学50周年校庆，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鸿武受邀来交流、办讲座。讲座结束后，校领导对他抛出绣球，邀请他带着团队来金华创办非洲研究院，培养非洲研究学术队伍，建设非洲研究学科。

　　接到邀约，刘鸿武前后来金华调研了6次，看了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看到来自非洲的商人在这里扎根。“浙江是对非经贸合作的重要省份，金华、义乌是对非贸易的桥头堡，金华一个地级市就占全国对非出口额的十分之一。”他觉得这个地方，能干事。

　　2007年，刘鸿武作为浙江省政府引进的人才、“钱江学者”省特聘教授，来到浙江师范大学，开始创建非洲研究院。他提出非洲研究院的“三大服务”：服务国家对非外交战略大局，服务浙江省对非经济文化合作，服务学校学科建设。

　　建院之初，研究院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一片空白。刘鸿武把着力点放在组建和培养一流人才团队上，招入了一批来自全国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很多人之前并没有非洲研究的经历，需要从零起步。

　　周志发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正式入职非洲研究院，一脚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刘院长知道大家对非洲研究方面不了解，平时除了带学生做研究，还经常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补课’，每个礼拜至少一次，多时有两三次，讲非洲的故事，让大家能了解非洲，经常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周志发回忆，那段时间，刘鸿武白天为研究院的建设而操劳，到了深夜，又挤出时间钻研学术，为年轻科研人员修改论文、设计课题。根据年轻人各自的专业背景，刘鸿武为他们拟定了研究领域、区域和国别等等。

　　就这样，非洲发展问题、非洲医疗与减贫、非洲产业经济、非洲教育发展、中非影视合作等一个个课题方向有了眉目。

　　渐渐地，这支年轻的非洲研究智库团队在战略研究、政策建议、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方面崭露头角，名气越来越大。研究院也迎来一批批前来合作交流与参观学习者。“最频繁的时候，每天都有两拨人来参观交流，周一到周日不间断。”包括周志发在内的不少研究人员找到刘鸿武“吐苦水”，“接待挤压了学术研究的时间。”

　　大家的苦衷刘鸿武记在了心里，但也明白，金华不是大都市；学术要流动起来，更需要多交往。那几年，他尽量把行政的活揽到自己身上，让年轻人安心做学问。“那以后，我们的接待工作量大幅下降，院长自己白天忙接待，到了凌晨才有时间思考学术上的问题。”周志发说。

　　学科建设也是从零起步。2013年，学校拿到第一批博士点；2014年，非洲研究院依托已有博士培养资源，新设“非洲教育社会发展”交叉学科博士点；到2024年，全校与非洲相关的博士点达18个，区域国别学博士点成为全国第一批八所高校之一。刘鸿武说，一所地方院校能够成为国内非洲研究的高地，就像义乌“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点石成金”的发展一样，“我们要做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义乌。”

　　如今，学校有近300人的非洲研究团队，全校涉非硕博士生近300人，在非洲设有5个分院、5所孔子学院。全校还承担了60多项涉非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0多项教育部、外交部等部委和国际合作课题。

　　刘鸿武有一个心愿，想将非洲研究做成“百年老店”：“现在刚好20年，我希望到50年的时候，中国的非洲研究可以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有机部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要有世界的分量。”

　　十年磨一剑，做研究要坚持长期主义

　　在刘鸿武的团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到了研究院，先别急着做课题，先要去非洲。他常跟学生说：“做非洲研究，首先要喜欢非洲。”他有4条要求：没有谁比非洲人更懂非洲，要拜非洲人为师；对非洲的历史文化文明要有敬畏之情；做研究要有中国特色、中国原创性自主性；要有全球视野，把中非关系放到中国外交战略大局和世界百年变局中来看。

　　刘鸿武不只这样要求学生，也这样要求自己。30多年来，他不间断地在非洲与浙江之间往返。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非洲研究院院长助理陈彪每每聊起导师刘鸿武，都会提及一张照片。照片中，一台老式酒红色的摩托车上，挤着3个人，刘鸿武被夹在两名非洲人中间，对着镜头微笑。“老师每次到非洲，都跟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陈彪说。

　　在陈彪眼中，刘鸿武是一个“很真的人”。

　　“真”，代表着真诚、真性情。陈彪记得，有一次跟刘鸿武去坦桑尼亚调研，在乡村看到几位非洲妇女用特制的木质工具磨椰肉。刘鸿武很真诚地蹲在她们面前，请教怎么用。陈彪说，在非洲，无论是官员政要，还是普通百姓，刘鸿武张口就是“brother（兄弟）”“sister（姐妹）”“my friend（我的朋友）”，很自然就融入当地。

　　但“真”也意味着做学问的真实、严谨。陈彪在读研究生时，去莫桑比克做了一年汉语教师志愿者，写了一些调研材料。刘鸿武看了，却批评他：“你去了一年，要写一些有用的东西，让人家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多少面积、多少人、具体什么情况。”

　　刘鸿武认为，非洲研究既是战略之学，也是冷门之学，“要十年磨一剑，要长期主义。”他要求学生“两头落地”：一头落在浙江，一头落在非洲研究对象国，“你要做两地之间的桥梁，让浙江人到非洲去，让非洲人到浙江来。”

　　2010年，在刘鸿武的推动下，非洲博物馆在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了。第一批展品来自他和一批早年去过非洲的朋友的收藏。“非洲的艺术品来自民间，有部落的属性。我们尽量收集不同部落、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品。面具、乐器、服饰……每一件背后都有故事。”

　　博物馆里的长颈鹿竖琴、可以当棋盘的凳子……他希望没去过非洲的学生，也能切实感受非洲文化，也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来看看，“非洲不只有贫穷落后，它的音乐、艺术、文化非常有特点。”

　　如今，博物馆里存有1000多件来自非洲的藏品，每年接待数量达1万多人次。很多非洲客人走进博物馆，都为中国朋友如此用心介绍非洲的历史文化而感动。有一次，几位非洲客人情之所至，拿起展览的非洲乐器，边弹边跳，一片欢声笑语。

　　在金华，刘鸿武播下了一颗颗非洲文化种子。他在金华市秋滨小学建起了中非文化项目“非洲文化活力园”，小学生们在这里接触非洲风格的音乐、面具、服饰等，充满了对遥远世界的想象与期待。浙江师范大学还牵头在金华古村落锁园建成非洲文化沙龙馆，每逢长假，非洲歌舞秀、美食宴等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上万名游客参观。而在非洲研究院，也有8名非洲籍学者加盟。他们生长在非洲，在中国学习，既懂非洲又懂中国。在刘鸿武看来，他们是中非人文交流的天然桥梁。

　　采访快结束时，我问刘鸿武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这30多年。

　　他定神思索片刻，缓缓吐出8个字：海阔天空，任君飞翔。他说：“非洲太辽阔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片大陆上自由地行走、追求、思考，在行走中服务国家。”

　　从云南边疆出发，到行走非洲大陆，再到建起一座研究院、一个博物馆、一个论坛品牌，刘鸿武始终在路上。

　　如今，他期待更多年轻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到非洲去，走到世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