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勇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地理概念——浙东。

　　唐朝后期，朝廷置浙江东道，初领八州，后稳定为越、台、衢、婺、明、处、温七州。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曾短暂置两浙东路。至南宋建炎年间，两浙东路作为稳定的行政区划最终确立，辖区与唐浙江东道相仿，行政地理意义上的“浙东”至此定型。

　　也是在南宋，浙东涌现出一批主张经世致用、注重事功的思想大家，后世以地域称之为“浙东学派”。浙东也就此从一个地理名词变成一个更具文化意味的概念。

　　南宋大家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将浙东学派的思想主张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流派。就整个浙学传统而言，学界多将其渊源追溯至东汉王充“实事疾妄”的求实精神；但作为成型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酝酿形成于南宋，其“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则更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但长期以来，浙东学派被置于理学体系下解读，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偏差。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浙东学派的子学基因、子学精神，还原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本色。

　　浙东学术一以贯之的长处，便是守住学问与世道不可割裂的底线，不肯把思想禁锢在书斋与文本之内；其所代表的经世、务实、开放、思辨的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基因溯源

　　从稷下学宫说起

　　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有一处高等级建筑聚落遗址，呈南宽北窄布局，大约有4万平方米。考古发掘证实，这里就是稷下学宫遗址。

　　据研究，稷下学宫创建于战国齐桓公田午在位时期。设置稷下学宫的出发点很简单，招揽天下学士，在此谈学论道，为政策建言。稷下学宫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有典可依的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人主持的高等学府，同时具有研究院、大学堂、施政咨询等多重职能。

　　“百家争鸣”是子学的滥觞。要回答子学是什么，只需回望这段历史。而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最核心的争鸣场所就是稷下学宫。

　　诸子们所“鸣”所“争”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争的就是救世之道。天下为何礼崩乐坏？怎样建立稳定的秩序？百姓如何安顿自己的生活？……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就是诸子百家讨论的方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诸子百家立论的落脚点。

　　在这里，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等诸家互不统属，各持其说，争论求真，交流碰撞。各家虽然主张不同，但根本目的都是致力于治国平天下。

　　存续时间超过150年的稷下学宫，先后迎来了孟子、荀子、淳于髡、邹衍、慎到、田骈、接予等诸子。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迎来了兴盛，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与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诸子百家的言论内容十分庞杂多元，哲学、政治、教育、科技等无所不包。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迎来了一次大爆发，深深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史的走向。

　　可以说，诸子之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和“现实关怀”的意味，自带立足当世、经世济民、因时立言的基因。所以通俗地理解，子学就是关注现实的学问。

　　子学的基因也为后世浙东学派所传承，是后者经世致用、直面当世的实学精神和事功精神的底色与滥觞。一言以蔽之，浙东学派的核心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务为治”的子学精神一脉相承。

　　义利之辩

　　浙东学派的底色

　　南宋时期，文化隆盛，理学大兴，但空谈义理的风气同样大行其道。这种脱离现实的玄虚学风，引起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批判。吕祖谦主张明理躬行，坚持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

　　与吕祖谦几乎同时期，浙东学派又出现一位大家——陈亮。陈亮和理学宗师朱熹展开激烈交锋，前者的思想主张也在交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这次辩论也成为南宋思想史上理学与事功学派对峙的标志性事件。

　　辩论始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双方通过书信展开长达三年的交锋。往来书信后被陈亮弟子收集、整理，包括《寄陈同甫书》《甲辰答朱元晦书》等。陈亮和朱熹虽是好朋友，但是这两位老友，在打起笔墨官司时丝毫不留情面。

　　“王霸义利之辩”的核心议题是“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功利”的关系，集中反映了南宋理学与事功学派的分歧。陈亮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主张道寓于具体事物中，强调社会治理需要立足实事实功，承认人的物质欲望合理性，同时批判理学空谈导致的萎靡风气。而朱熹则坚持“存天理、去人欲”，倡导以“醇儒之道”修身治国，要求陈亮放弃功利之说。

　　如果说吕祖谦是浙东学派的实际开创者，那么陈亮则将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推向了高峰，并且与一批时人形成呼应，也进一步放大了浙东学派的影响。

　　比如为陈亮求情的永嘉学派大家叶适，在地方和中枢任职时，力主推行屯田等巩固边防之策，在思想主张上也重功利之学，认为义不可离利，提出“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的政策。而与陈亮为学侣的浦江人倪朴，则喜谈兵说剑、攻守之策，对地理也颇有研究，“耻为无用之学”。

　　正是这些大家的极力主张和辨析，经世致用、义利并重、本末不偏废的主张，逐渐生长为浙东学派的精神底色，也影响了浙江这片土地的文化性格。

　　离经还子

　　回应时代的命题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用经学的标尺衡量包括浙东学派在内的一切思想流派，只见浙东学派儒门立身的表层，却没看见其子学的内核，将其矮化为理学的旁支别派。

　　因此，我们有必要纠正认知偏差，突破经学叙事，重新评估浙东学派的子学精神，“离经还子”。

　　从前面的讲述不难看出，浙东学派的思想底色深受子学精神浸染，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多元开放、务实济世、因时革新的学统。我们有理由认为，浙东学派并非理学衍生出来的支流别派，而是传承先秦诸子精神极为关键的一脉。比如陈亮、叶适等主张的“义利双行”“以利和义”，最核心的源头可上溯《管子》富民兴治、利以养义的思想，又与墨家“兴利除害”、法家“务实变法”、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等子学传统一脉相通。

　　不仅如此，历代浙东学人始终接续先秦诸子开放思辨的精神，以此修正主流学术显现的种种弊病。这些学者大都以儒者自守，却广泛汲取诸子百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养分。汉儒困于章句训诂、束缚学人思想之时，以王充为代表的浙东学人，持实证之见，破繁琐之蔽；宋明理学流于空疏的时候，浙东学术崇尚事功，补救虚寂；待到官方道统固化、学术日渐拘隘，浙东学人又倡变通、存诤见、重民生。这种不囿门户、与时开新的品格，正是对先秦诸子遗风真切的传承。

　　往后这一学脉继续绵延，王阳明提出心学，同样暗含义利并重的取向，认为商贾之人只要心术纯正，亦可向道近圣；至明末清初，黄宗羲、全祖望等学人接续而起，把浙东重实证、重现实、敢于反思的精神推向新的高度，构成浙东学术后半段至关重要的一环。

　　重新估量浙东学派的子学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调整思想史的流派划分。学术探究的终极使命，在于接续文明根脉，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八百多年来，学界长期以理学作为单一标尺审视浙东学术，常常将其置于旁支、异端的位置，这种固化的评判框架，遮蔽了它本有的思想光彩。我们今天重读浙东学派，正是要跳出这套旧有的评判体系，重新看见它的精神内核。

　　“百家争鸣”的时代之所以令人追慕，便在于思想不固守于统一标尺，学人直面天下现实问题，自由立说、各探大道，一切理论的落脚点都是回应世道民生。浙东学术一脉传承这份诸子精神，凝练出守正创新、深厚的家国情怀、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质。

　　这份思想传统，对浙地本土的文化发展浸润尤深，长久滋养着这片土地的风气，也深刻影响后世的工商业理念、地方治理思路。它不排斥合理的物质之利，主张义利相协，正契合近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

　　如今，世界格局和时代风云剧烈变化，更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浙东学派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值得我们持续深挖、再阐释、再活化，把创新、家国情怀、经世致用的精神释放出来，为当代文明建设、文化重构贡献源自浙东的思想力量。

　　（本报记者陈黎明、钱关键根据方勇教授的主题演讲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