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林婧 张萍

　　麦家身上有一股蛮劲。

　　舒适区留不住他，成规也框不住他；他不断向内心勘探，让人生往四处走。

　　走着走着，麦家走到了求是园——近日，他受聘为浙江大学成均讲席教授，正式加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从此，作家之外，他多了一层教师的身份。聘任仪式后，麦家接受了《浙江日报》专访，与记者谈论新工作、生活与文学，分享其中的苦与乐、进与退。

　　从书斋到校园，麦家把自己重新放回生活流中，在短视频时代重新丈量作家的表达：镜头越近，表达越难；流量越快，写作越要慢。

　　一路以来，他慢慢地打开内心，也慢慢地靠近文学的本质——不是总结生活，而是认知生活。

　　“即使年过半百，我依然有幼稚和冲动的一面”

　　1964年，麦家生于浙江富阳蒋家村。由于某些原因，他曾说故乡是“再也不要回去”的地方。但生活带着他绕回了原点。从“谍战三部曲”到“故乡三部曲”，麦家完成了作家生涯的一次完美转身。那个少年逃离的地方，成了中年再次提笔的原点。

　　记者：从“谍战三部曲”到“故乡三部曲”，您有一个明显的创作分水岭。这种很鲜明的转折是题材和视野的转变造成的吗？

　　麦家：现在看来那是很完美的一次转身。如果总写谍战题材，一来，我不一定写得好；二来，写作难度不及“故乡三部曲”。虽然 “谍战三部曲”也是纯文学作品，但“故乡三部曲”的文学含金量更高。

　　从“谍战三部曲”到“故乡三部曲”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从理性层面看，这并非聪明之举，转型失败的风险非常大。但那时我内心有一种蛮劲，不甘于待在舒适区。

　　我一直脚步不停地去勘探自己的内心，没有因为年纪增长而放弃或者放缓。我想把内心的褶皱都看一遍，甚至去熨平它。

　　可能因为有这种欲望，我的写作也相对立体。即使年过半百，我依然有幼稚和冲动的一面，这是作家的美德，在帮助我抵近文学的心脏。

　　记者：哪一个瞬间让您决定开始写故乡？

　　麦家：当时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2011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得了抑郁症。于是我回到母亲身边，睡在父亲去世的床上，陪伴她度过了半年。

　　很多童年的经历、记忆和情感也随之苏醒，我就有了写作的欲望。

　　记者：记得当时您在父亲的灵堂中完成了作品《刀尖》的最后几千字，那次经历也让您重新开始思考写作？

　　麦家：在父亲灵堂中写《刀尖》的最后三四千字，写得我嚎啕大哭，突然对自己的这种写作高度怀疑。所以，那之后我有3年“只字未写”，只写日记和读书笔记。直到后来，我与故乡的情感修复之后，故乡慢慢地装进内心。

　　有一天我在英国，半夜两点醒了，一个人坐在窗前，突然有一种冲动，就写下了《人生海海》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开始了新的出发。

　　这个出发其实时间很长，我从3年停笔，到重新出发，又写了5年才交了第一稿。而现在写作成了我生命的一种内容，也是形式。无法脱离它，你无法剥离它，早已成了生命的一种惯性。

　　记者：您曾经有20年左右没有跟父亲讲过话，这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遗憾。

　　麦家：这是非常大的遗憾，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黑洞。它一方面在折磨我，另外一方面也在滋养我。作为一个作家，黑洞会让你看到人生更复杂、更立体的一面。有人说“过于幸福的人就像一盆盆景，既缺乏生命力，同时也缺乏表达力”。像我这样，感情上备受折磨的人，对人生的体悟会更丰富一点。而写作就是一种疗愈，可以弥补内心的缺陷。

　　我也是幸运的，有一个让年少的我不能接受的父亲，同时有一个极其完美的母亲。我总有一天会为母亲写一本书。现在这本书就像酒一样酿着——从2021年母亲走了以后就开始酿造，而酿得时间越长它会越醇。

　　记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本您专门为母亲写的书？

　　麦家：其实《人生海海》《人间信》里，我已经碰到了母亲。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接近她，因为她对我太重要了。总有一天我会下笔，但现在还一直在酝酿，一直在记忆当中找寻母亲。

　　“年轻本身充满冒险，生活的一潭死水需要这种冒险的东西来激活”

　　聘任仪式上，麦家接过聘书后，走下台时亲吻了那页薄纸，还说它带着桂花香。从2018年成为浙大首位驻校作家时萌生念头，到真正成为浙大的一名教师，他为此努力了8年。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个是人本身，一个是书本。如今，他和求是园里许许多多年轻人一起，对阅读、写作与人生满怀期望。

　　记者：很多作家都是专职教师，大学对于专业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又能为文学创作带来什么？

　　麦家：我到大学来，可以说是一种情，也有一个外部的环境：李洱去了北大，刘震云去了人大……现在作家去大学好像是一种潮流，我也算是随波逐流。

　　当然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肯定不会是很莽撞的、缺乏理性的。其实，所谓的专业作家，和“作家”职业本身并不贴切。作家原本应该融入生活，而现在却待在格子间里，这与写作背道而驰。到了学校后，老师与学生“低头不见抬头见”，可以经常与年轻人在一起，始终有火热的生活伴随左右。我认为这是作家需要的一种生活状态。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专业作家，我读了一辈子书，一肚子墨水在学校里也许会有些用处：可以传道，可以授业，可以解惑……不一定能教给学生真理，但是可以告诉他们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记者：近年来，您也通过短视频跟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感悟，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麦家：是的。但我需要说明，很多视频其实并不是我们团队做的。网络上有几十个账号把我平常在大学或者文学现场讲演的原始素材喂给AI，产生一个新的“麦家”——数字“麦家”。有一些我觉得做得挺好，甚至都不敢认领，因为他（数字“麦家”）比我说得好。

　　坦率地说，我心里没那么多鸡汤。文学不是解释世界的，而是认知世界的，有点像是大人牵着孩子的手一块儿走进生活，这也是作家的作用：想教会年轻的朋友、读者怎么认知生活。

　　记者：您说过和年轻人打交道是“冒险”。怎么理解“冒险”，冒险的结果怎么样？

　　麦家：一个作家最害怕的是一成不变的生活。年轻本身充满冒险，生活的一潭死水需要这种冒险的东西来激活，所以我想跟年轻人在一起，包括打造理想谷（注：位于杭州西溪的麦家理想谷，是麦家创办的公益性阅读空间）也是想跟年轻人交谈。

　　年轻人的想法有时候带有激情，甚至有点滑稽。但这很刺激我去思考：他怎么会用这种眼光、这种想法去思考自己的人生、看待周边的生活？如果说我们的角度像一个镜头一样过于平稳，年轻人的角度就像所谓的摇摆机位，会给同样的生活呈现不一样的角度。

　　记者：您有很多金句，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比如：人生不一定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不知道有没有年轻人和您倾诉过？

　　麦家：理想谷是和年轻人交朋友的平台，我也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只有彷徨，而是迷茫了。我曾经在小红书上做过一个活动，没想到有几万人提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工作和生活，哪个更重要？这其实是个常识性的问题。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侧重。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鼓励往高处走，不站在高处就是失败的，这种价值观逐渐形成。但这种优劣论本身是错误的。人生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走快、走远，而是要有不同的人生。如果说一个花园里面只有一种花，那是多么寡淡，花与花之间也会互相厌倦。但如果说是万紫千红的，有各种各样的花，花与花之间也会互相欣赏，它们的竞争也不会那么激烈。

　　记者：您感觉到自己有这样的责任。

　　麦家：我觉得每一个成年人，像我这样有阅历、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应该告诉年轻人对生活的一些正确认识。这些感受、认知都是我们自己体味过，认真生活后，发现了生活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我的小说和莫言的小说就不一样，每个作家都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这就是在往四处走。如果当初我盯着莫言或者王安忆写小说，认为他们是标准，是追求的方向，那么我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他们的水平。恰恰是因为我认为那是他们的高度，我应该寻找我的高度，才有今天的麦家。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高点。我的高点不一定是你的高点，同时你的高点和我的高点没有高低之分。

　　“我不能把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委托给AI，我要以我的方式来完成我的人生”

　　2014年伦敦书展，《解密》英文版首次亮相便售出19种语言版权。此后十余年间，他的作品逐步铺展至34种语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向外走得越远，写作的方向反而越清晰地折回到麦家身边：在众声喧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将目光重新聚焦于脚下的土地与正在写下的句子。

　　记者：从创作者的视角看，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在国外市场大受欢迎？

　　麦家：我觉得是一种运气，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同时我正好在讲述一个中国的故事。

　　首先，我的作品向外推广的时期，全世界带着一种友善的心态想主动了解中国。

　　其次，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家——米欧敏。她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破译工作，她最初翻译我的作品也只是想让父亲看一看中国的破译工作。没想到这个书就不胫而走，最后走到了企鹅出版社面前，一下子就进入了国际视野。

　　记者：近来，大家也在关注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您很赞赏她的作品，《人间信》的英译名“The Light of Wounds”（“伤口之光”），也来自她的诗句。您如何评价这位作家？

　　麦家：在她获得诺奖之前，我就非常喜欢这位作家。她是一名研究和传播古希腊语的古典学者，是一个反潮流的人。她身上有一种古典精神，或者说“我行我素”的派头，不管任何风吹草动，她依然保持自我，从来没有谄媚地与时代苟合。

　　同时，她又是一位敢于标新立异，有巨大创造力和破坏力的作家。不管是《丈夫之美》《红的自传》，还是《夜》，她独创的文体对文学形式有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是一种创造力。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两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也产生了一些争议，比如获奖作品在题材上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个人、碎片化的叙事。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和背后的原因？

　　麦家：近十年，在诺奖上频频斩誉的作家大多是碎片化的写作方式。至于原因，我觉得应该是时代的影响。

　　当信息过于饱和，理性过于发达，“碎片化”成了时代的一个主题。如何与碎片共处成了一种能力，成为现实的需要。今天，人们的注意力并不持久，研读能力也不复从前。

　　例如，乔伊斯《尤利西斯》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有双关语和希腊典故。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文坛高峰，读者还会去看。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将这样的作品投放到读者市场是一件莽撞的事。经典作品已经有了共生力。但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比如我——对于读者是否有耐心去阅读这样的作品，内心是惶恐的。

　　一方面，作家是从时代中成长的，无法脱离时代；另一方面，作家的文学作品需要受到市场和读者的选择，这是一个双向影响。文学也受到文化氛围的影响。今天文化的总体氛围是轻文化，那么文学也要轻盈一点。卡尔维诺在60年前就嗅到了时代的变化，提出了让小说变得更加轻盈的观点。

　　至于今天的创作者，我认为写作首先需要找到自己。同时，每个作家找到的自己，并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里的门道并非独一无二。创作者在选择面前可以明智一点，不要写时间跨度特别大、写作难度特别高的小说。

　　记者：AI写作这个话题很热，不少作家表示要拥抱AI，未来您也会“打不过就加入”吗？

　　麦家：打不过我也不会加入它。AI可能是完美的，但作家被大众喜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破绽。AI生成的文字辞藻华丽、结构精巧，但我更想读到带着“树皮”与“木纹”，充满自然气息的作品。AI时代试图填满一切，但残缺才是人生的暗示。

　　写作不是跟AI比武、比高低，而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我不能把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委托给AI，我要以我的方式来完成我的人生，哪怕它是拙劣的、粗糙的、充满缺陷的。AI给了我一个完美的心脏、俊美的外表，但那是它，不是我。

　　也奉劝我的朋友们，包括年轻人，发现自我其乐无穷。不要把自己轻易地委托出去，让别人来做你的主人，应该始终做自己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