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郁葱

　　富阳常安多碑，并不奇怪，这是一个文脉悠长的乡镇。碑石体现着古今之人的同心：比如勒石为盟，将盟约条款刻于金石，立为永久信约，这在古代，是极具庄重性与约束力的。

　　而很多人，也想在时间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石要比人长久，尽管随着岁月的侵袭，石纹也会斑驳和模糊。

　　要去触摸常安的碑，首先得弄明白这一点，也就是我们的写碑之心：首先是记录生平的墓碑（墓志铭），其次是记宫观、寺庙等事迹的庙碑和祠碑，再是表彰政绩、军功、义举等的功德碑……另外是像标示疆域、道路里程的界碑和里程碑。

　　读碑，其实就是读人，就是读这个地方我们看不见的角落，读常安的碑也是如此，我们是读藏在常安烟火里的历史，读散在民间的真情，读那些正史未曾落笔、口碑渐渐模糊的真实过往。

　　比如，原立于常安镇“新庙”内，现藏身于东山延寿寺中的常安镇奉宪禁碑，2米多高，不到1米宽，乃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所立。碑首阳文镌刻“奉宪禁碑”四字，笔墨苍劲，彰显官府威严。但这种威严在时间面前依然不值一提：石的碑身已断为两截。好在我们去读此碑，关注到的更多的是200多年前的社会秩序和价值取向—划定公约，严明禁令，维系着村落族群的秩序。

　　这是这片土地上当年的光和风。20多年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常安小剡村立起一通青石勒碑，碑身和奉宪禁碑大致相仿，通篇用楷书镌刻，内容同样严明规矩，厘清利弊，规范着村落土地民生诸事，让乡规民约金石为凭。

　　在今天能够读到的常安诸碑中，记载最翔实、最有故事性的是安禾村三师庙内的《官滩碑记》。此碑立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碑文完整翔实，说的事件也藏着常安一地的地理和乡土人情。在常安的土地上，壶源溪蜿蜒盘旋，是当地农田灌溉的命脉。官滩毗邻溪流，是守护田庐村落的天然堤防，历代先民约定俗成，严禁私自开垦，只为稳固水道，防范洪涝之灾。

　　但人心之贪总会导致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一个叫作刘云洲的人，他觊觎上了滩地。在他看来，这是无主之地，能够为他生利，洪水来时大家共同承担，而利是他个人的。乾隆十四年（1749），刘私自开挖官滩，种植麻苗，破坏堤防，致隐患丛生，庄民忧心忡忡，含泪陈情。官府亲临勘查，秉公断案，严惩奸徒，封堵开垦之地，方才平息风波。

　　贪婪之心是会传染的，刘云洲的“病毒”多年后传给了一个叫张兆珍的人。张暗中谋划，妄图私占官滩，当时的53位乡贤联名上书，并有旧契卷宗为凭，恳请官府立碑明令。县令撰文，乡贤捐资，刻石立规，将四条禁令清清楚楚镌刻碑上：严禁私垦官滩，违者鸣官严究；呵护滩中林木，严禁盗伐损毁；严控野火焚烧，守护草木薪柴；划定滩地权属，外庄不得侵占。

　　这些石碑的树立，实际上有着以石为镜的意义：照见我们的外表，也照见我们衣衫之下真实的身体。

　　读常安的碑石，功德碑无疑是温润动人的篇章，不涉官威，不写禁令，只记凡人善举，传承淳朴德行：比如沧洲村的崇文社碑，刻于清咸丰八年（1858）冬日，原立于倪氏宗祠，碑身长2米，宽0.7米，清晰记载着倪氏族人捐田建祠的点点滴滴，捐赠人名、田亩数量，一一列明，毫不疏漏。碑名取“崇尚文治”之意，彰显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家风。

　　有趣的是，在100年以后，2016年，沧洲村口锦溪之畔，又立了一方石碑，碑高2米，形制简洁庄重，古朴大气，正面镌刻《古仓记》，溯源先祖往事：倪氏始祖元四十一公，自金华迁徙而来，定居沧洲，开枝散叶，繁衍宗族。这和崇文社碑相映成趣，如果把沧洲村比作一只蝴蝶，那么这一前一后两块石碑，正是蝴蝶的一对翅羽，相互观照，相互扶摇。

　　在常安黄金村西南平山脚，还傲然伫立着抗日纪念碑，这是1941年，当地百姓自发捐资立碑的，缅怀景山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爱国将士。碑高225厘米，宽67厘米，通体楷书镌刻，述说着这样一段历史：1940年10月，日军侵占场口，千余敌寇妄图沿壶源溪南下进犯，直逼周边县域。危急时刻，第七十九师将士布防阻击，共产党地下组织暗中支援，百姓倾力相助。156名将士壮烈殉国，用血肉之躯阻击敌军，还涌现出孤身连斩5名敌寇的拼刺刀英雄。

　　听清风诉说，带着这片土地的记忆，有悲和喜，有苦和乐，有在时间中坚守下来的情愫。多年前，我写过一首《像碑一样》的诗，录几句作为本文的结尾：

　　未来不过是另一片草地，另一次沉迷

　　但我们已经睡下

　　当燕子重复春天永远的舞台

　　我们也不会激动、喧哗，高声地朗诵

　　因为我还在指点，还在忙碌

　　街道穿梭过胸口，因为我

　　对着人群活，我想我成了其中的笔画

　　那么熟悉的气息让人热泪盈眶

　　忍不住离开：因为我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