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语琦

　　翻开长征史料，最先闯入视线的，不是雪山，不是草地，而是一块木板——巴掌大，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插在一位红军战士的背包上。它跟着那支队伍，走了两万五千里。

　　1935年2月，那支队伍正从云南扎西转战遵义。山路狭窄，队伍只能一路纵队前进，前后不过一米。张闻天注意到，后边的战士总盯着前边的后背——若在背包上插一块写着字的木板，行军时不就能边走边认字了？主意很快传开：找废布、削木板、揭桦树皮，每人每天认五到十个字，先认自己的名字。

　　听起来，它不过是个行军途中的“妙招”。可把它放回当年的处境，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那一年，这支队伍刚遭重挫，几乎每天都在减员。战士们脚上磨出血泡，填不饱肚子，前路茫茫，生死未卜。按常理，人到这个地步，脑子里该只剩一件事——活下去。别的一切都可以往后放。可他们没有。他们居然还留着一份力气，去认一个也许这辈子都用不上的字。

　　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其实是在宣告：我们不但要走到终点，还要走进终点之后那个新的世界。它不是学习用具，是一份声明——我们会走下去，直到胜利那天。

　　作为一名思政专业的大学生，读到这儿，我想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我们纪念长征，常常记住了“苦”，却忘了“信”。长征真正撼动人心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苦，而在于那样苦的日子里，他们居然还有“信”。

　　今天，我们的“苦”少了，可“信”好像没跟着多起来。遇到一点挫折就说“算了”，看不到回报就不愿再走一步。我们握着的，是当年那些人求之不得的条件；可有时候，我们却比他们更早收起了对明天的期待。

　　说到底，从“苦”到“信”的那一跃，才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真东西。

　　所以我想，将来我站上讲台，要给学生讲“长征精神”，不必从概念讲起，也不必急着复述那些苦，就从这块木板讲起：90年前，一群人在最艰苦的路上，仍倔强地替明天留了一块认字的木板。90年过去，木板上的字早已模糊。可它要我们认的那个“信”字，我们至今没有认完。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