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俏言 通讯员 刘安琪

　　1936年，考古学者施昕更在余杭良渚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池塘底部，发现了几片黑色陶片。由此，一扇通往五千年前的文明之门被缓缓推开。

　　90年后，2026年9月，“琮谱——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周年特展”在良渚博物院启幕，来自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收藏机构共39家单位的124件琮及琮式器，跨越千年光阴、万里征程，回到玉琮最初诞生的地方。

　　这是国内首次以玉琮为主题的专题大展。展览取名“琮谱”，意在为玉琮修一部跨越五千年的“族谱”。

　　展厅里，有从大英博物馆远道而来的十七节高节琮，有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树纹玉琮，有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改制玉琮，还有齐家文化的素面琮……它们被安置于“起、合、承、转”四个单元，共同讲述一件器物如何从神坛走向案头，又如何从环太湖流域走向大半个中国。

　　贯穿这部“琮谱”的，是玉琮从良渚出发、在各地生根的漫长旅程：良渚赋予它最初的形制与意义，如同文化的“母语”；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又融入各自的信仰与审美，使它生发出各具特色的“方言”。

　　起

　　玉镯的转身

　　展厅入口处，灯光很低。一件玉镯安静地躺在展柜里，它断为三节，但每个断面都有钻孔。想必是镯子断裂之后，主人仍试图将其打孔连接、想要继续使用，足见对它的珍爱。凑近看，镯面微微隆起，上面隐约雕刻着两只兽面的眼睛。

　　这是浙江余杭官井头遗址出土的镯式琮，是目前考古所见玉琮最早的雏形之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提出琮源于镯的观点；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先生将宽短型琮与高长型琮分别称为A型、B型，确定A型源于镯。良渚早期的琮是一只圆筒玉镯的样貌，器孔大得能穿过手臂。

　　沿着展线移步，展品的序列呈现着从镯到琮的形态演变：圆筒外壁逐渐隆起，慢慢长出四个方角，成了我们熟悉的样子——外方内圆、中间贯通一孔。这个造型，是先民一刀一刀雕琢而成的宇宙缩影：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间的通孔，是人与天沟通的通道。四个凸面上再刻上神人兽面的图像，戴上它，仿佛就有了宇宙和神明的保佑和加持。

　　一组高节玉琮之中，有一件被斜放在展柜里。它现藏在南京博物院，出土于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证实，玉琮、玉璧为良渚文化时期的遗物，在此之前，这类器物被笼统归为“周汉文物”。草鞋山的发掘，是第一次以考古地层学证明：玉琮是良渚人的创造。

　　1986年至1987年，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的发掘，进一步揭示了玉琮在良渚社会礼制中的核心地位。学界普遍认为，玉琮是良渚先民首创的祭祀天地神灵的法器，也是良渚迈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证。

　　“玉琮王”出土于反山12号墓，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工艺最精细的良渚玉琮。器身刻有神人兽面像，雕刻线条细如发丝，最精绝一处在1毫米的宽度内刻出了四五条线。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五千年前的良渚工匠是如何徒手在坚硬的玉石上刻出如此繁密的纹饰。这一道道细线，不仅抵达了史前制玉工艺的高峰，也刻出了一个文明对神灵、宇宙与秩序的想象。

　　合

　　玉琮的规制

　　进入良渚文化的强盛时期，玉琮的造型、纹饰与使用方式日益规范。它不再只是早期高矮不一、形态各异的过渡性器物，而逐渐成为身份、信仰与权力的象征。

　　不过，规制严整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在不同等级的墓葬、不同功能的场合中，玉琮展现出丰富的面貌。

　　从本次玉琮展品的形制来看，良渚玉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矮体筒形琮，节数少、器身偏矮，多属于早期形态；另一类是高体多节琮，节数多、器身高，多出现在良渚中晚期。

　　关于高节琮的节数，有学者认为节数对应墓主人的等级，也有人认为它可能象征代际传承，但这些解释尚无定论。目前国内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玉琮，最高节数是15节。展厅里还有一件漂洋过海“回家”的玉琮，节数多达17节，高49厘米，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这是目前已知最高的良渚高节琮之一。该器物表面呈现深橄榄绿色，每一节的四角都刻有面具式纹饰，十分精美。

　　除了高矮之分外，玉琮的玉料和工艺也呈现出等级差异。

　　良渚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琮，胎壁匀称如机械制作，神人兽面纹繁复到极致。反山20号墓出土的一件四节神人兽面纹玉琮，每个转角都刻了两组神人兽面纹，兽面两侧还各有一对鸟纹，制作极其工整规范。

　　相比之下，等级较低或受玉料条件限制的玉琮，形制往往不够规整，有的甚至保留天然缺角。良渚工匠遵循“将玉料最大化雕琢成玉琮”的原则：根据玉料的大小、形状和使用者的等级，尽可能将其制成琮，再决定纹饰的繁简。

　　一块玉料的取舍雕琢，也成为观察良渚社会等级秩序的一扇窗户。

　　琮的规制在良渚社会内部逐步形成，到了良渚文化的中晚期，玉琮文化开始向外辐射。

　　向北，它经江苏花厅、蒋庄一带传至山东。新沂花厅遗址、兴化蒋庄遗址，都是良渚文化势力北扩的典型遗存。向南，玉琮经江西传入广东石峡；向西，则沿长江流域溯流而上。

　　这是玉琮“母语”的第一次远行——各地先民在接触良渚玉琮的同时，也接触了良渚人关于天地、神灵和秩序的观念与思想。

　　承

　　文明的印记

　　当然，传播不只是简单的复制。当良渚文化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玉琮并未随之消失，反而走向了更辽阔的天地。

　　到了龙山时期，玉琮的传播范围涵盖黄河下游、中游、上游以及长江流域的核心区域。传播的过程，也是各类文明“方言”形成的过程。

　　龙山时期，神权社会崩解，世俗化的王权社会兴起。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逐渐简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弦纹。良渚神像上的羽冠，简化后是两束线；神人的脸庞，简化后就是弦纹。策展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介绍，弦纹在良渚时期已经出现，并非龙山时期所独有，良渚文化中也有个别弦纹玉琮。

　　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孕育出了面貌一新的玉琮：素面无纹，外方内圆。齐家玉琮以素面方柱体或扁方体为主，琮孔一般较大，材质多为和田玉。

　　褪去纹饰之后，玉质本身的质感与器型承载的理念成为主角，方与圆的平衡、直与曲的呼应，正是齐家文化“中道”思想的具象表达——不偏不倚，守中致和。齐家人删去良渚玉琮的槽、节与繁复纹饰，只留存最核心的形制。这是黄河上游对长江下游文化符号的“方言转译”，也是良渚玉琮本土化再造的典型样本。

　　这支琮的“方言”继续向西南流转。

　　展陈中，有一件四川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神树纹玉琮，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器物两侧刻有神树纹样，刻痕一侧较深一侧较浅。神树立于双层底座之上，底座又坐落在两条贯通琮体的平行线上。

　　这件玉琮的形制与齐家文化的玉琮高度相似，可见其受到了来自甘青地区的文化影响。但古蜀人在上面增刻了两棵神树，如同青铜神树的微缩版本，将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信仰图像融入其中。外来的形制与本土的神灵在一块玉石上相遇，形成了独属三星堆的表达。

　　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则保留着更为鲜明的良渚印记。它于2001年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器身由九条细小横槽分割成十节，每节雕刻简化人面纹，转角还刻有左右对称的小圆圈，其形制、纹饰和工艺特征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高度相似。而在琮体一面上端，先民琢刻了一个人形符号：头戴长冠，双手平举，长袖飘逸，袖上还有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仿佛正在舞蹈。

　　古蜀人将神树、神秘飘逸的巫师形象刻上玉琮，足以说明，在面对外来器物和文化时，他们并非被动接纳，而是以自身信仰与审美重新诠释。玉石表面这些独具特色的刻纹，正是不同文明彼此“翻译”留下的印记。

　　转

　　器用到审美

　　玉琮在跨地域传播中延续着文脉，随着时代的更迭，它又在被误读、仿制与收藏之中慢慢走下神坛，转变为后世的审美对象。

　　这一路的转折，要从一场持续千年的“误会”说起。

　　战国时期的《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把玉琮列为“六器”之一。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描述玉琮“圆中牙身玄外”，但文献只有文字，没有图片。

　　随着早期礼制逐渐远去，琮的名称、形制与用途渐渐失去了准确对应，后人只能依照文字加以想象。

　　文字尚在，器物却失去了原有的坐标。扁琮、片琮等形制相继出现，器孔越来越小，与良渚玉琮的本来面貌也越来越远。

　　不过，原有意义的淡去，并不意味着玉琮就此退出历史。展览中，一件玉琮被策展团队特意放倒，因为只有从这个角度，观众才能看到其转角凸块上的破损。耐人寻味的是，破损处并非一片空白，其上留有后来补刻的纹饰，与原有纹样并不属于同一时期。

　　或许，这件玉琮曾在某次仪式或流转中磕掉一角。它的持有者舍不得弃置，便将破损处磨平，重新补刻纹样。

　　一件礼器跨越漫长岁月，经历磕碰、修复与补刻，随后继续被使用。补刻它的人或许早已不是良渚人，却仍能感知这件器物的珍贵与神圣，并以自己的方式延续它的生命。琮的传统，正是在这样的珍视中绵延不绝。

　　宋代复古之风兴起，文人雅士以收藏古器为尚。真正的良渚玉琮已难得一见，宋人依据文献想象，将玉琮绘成八角扁片；瓷器工匠参照文献和传世器物，烧造出琮式瓶。它不再用于祭祀，而被用来插花、陈设，成为书斋中的清供。玉琮逐渐走下神坛，进入文人的审美世界。

　　清代乾隆收藏了不少玉琮，却误将其认作车轿上的零件，赐名“辋头”“扛头”，还郑重地题了诗。直到清末学者吴大澂把传世古玉与文献一一对校，“琮”这个名字才重新落到实物上。

　　从良渚到清代，从环太湖到黄河上游、四川盆地，玉琮不断被传承、改造，也曾被误读，人们不断对它生发着新认识。它的“方言”一路变化，但“母语”的印记始终可辨——外方内圆，天人合一。神权时代，它是神的载体；王权时代，它是礼的载体；走入文人世界，它又化为可供陈设、把玩和品鉴的审美对象。

　　从一只玉镯出发，玉琮走了五千年：从饰物变为法器，从法器进入礼制，最终又成为审美对象。每一次转变，都是对古老传统的重新阐释。它的一生，恰是中华文明绵延生长的一个缩影——接住文化，续写文化，再把文化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