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烈

　　阅读的新大众文艺作者越多，就越能被医治——这种医治未必是疗愈，他们不是心灵鸡汤，不负责当代心理问题的抚慰疏解，甚至他们也在问题之中。

　　所以，这种“医治”更意味着别的：比如我们认为文学创作必须是专业的（把它跟职业的体制混为一谈）；比如我们认为文艺必须是学院派的分析传授（因此会鄙视从具体生活开始的诗情画意）。

　　黄惠波的故事及其采写正包含了医治的效果。他在与记者的对话中勾勒出了诗歌的产生和领悟，实实在在地陈述出一种诗学的样貌——“黄惠波说，当货车司机，跑的‘江湖’比较多，遇到的人也是各式各样，写作的思路自然就宽了”，“如果一个人从未被生活硌疼过，那他笔下的‘乐观’便轻飘飘的”……这些都在言说诗歌与生活见识的关系，跟生命疼痛的连接，但何尝不是通约的创作经验和文学观念。

　　同样有趣的是黄惠波等待词语、等待完成的作诗过程。当未完成的上百条念头在开货车、当辅警、卖家电等劳动场景中积淀着，我们仿佛围观了那质朴的沙砾有朝一日被他搓成金屑的快乐。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