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艺术史上颇有反差感的几页，是几个科场失意的读书人写下的。他们是后世津津乐道的“江南才子”，也是那个时代不合时宜的“异类”。他们仕途失意，转身走向市井，笔墨却流传了400多年——这背后，折射出一个社会如何评价“成功”的命题。近日，骆玉明做客宁波“三江讲谈”，为我们讲述了一群明代江南才子的精神突围。

破碎的逍遥

——明代江南才子的精神突围

　　■ 骆玉明

　　闲掷野藤中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是徐渭晚年自题《墨葡萄图》的诗。他用28个字，对一生功名做了总结：才华无处施展，只能“闲掷野藤中”。

　　徐渭（1521—1593）是绍兴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我们谈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便绕不开他的笔。

　　他20岁中秀才，此后八次乡试、八次落第。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后来给他作传，惊叹“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当时，徐渭的家乡出了两个状元：诸大绶和张元忭，一个是他同窗，另一个是他同窗张天复的儿子。可聪明的徐渭，一辈子却过不了乡试这一关。

　　徐渭是没考上功名，而唐寅（1470—1523）的功名，则是被夺走的。

　　弘治十一年（1498年），在苏州运河畔酒肆长大的唐寅乡试中解元。《明史》本传记了一个细节：主考梁储读到他的卷子，“奇其文”，特意带回京城给会试主考程敏政看。次年，唐寅与江阴富家子弟徐经同行进京会试。鬻题案发，户科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唐寅被牵连下狱，功名尽革，黜充吏役。

　　《明史》用四个字写尽他后半生：“寅耻不就。”他遂绝意科举，回苏州卖画撰文为生，后来成了明代画坛“吴门四家”之一。

　　吴门画派真正的掌门人，是考了九次乡试都没中的文徵明（1470—1559）。这个日后以小楷名世的人，19岁那年岁试还因字写得不佳被考官置为三等，直到嘉靖二年（1523年），他才以岁贡生经地方举荐入京，授翰林院待诏（《明史》本传）。可他在翰林院待得并不自在，北方同僚讥他贡途出身，流言说得难听：“文某当从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待诏三年，文徵明连疏乞归。

　　起点最高的，是祝允明（1461—1527）。他的外祖父徐有贞当过内阁首辅，祖父祝颢官至布政司参政；他自己是明代书法大家，“吴中四才子”之一，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齐名。可这样的家世、这样的才名，中举之后会试屡试不第，年过五十才谒选得广东兴宁知县，转南京应天府通判，旋即谢病归。

　　传统社会犹如一架“官本位”的机器。那时，“成功”的定义很狭窄，“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的一种信仰。然而，当我们走近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却会发现：一群才华盖世的文人，偏偏走向了相反的道路。胸怀凌云之志的祝允明，为何希望儿子平庸度日？风流倜傥的唐伯虎，怎会落得卖画鬻文、江湖漂泊的境地？性情温和的文徵明，何以挚友多是豪放不羁之人？才情横溢的徐文长，又因何一步步走向半疯半癫的悲惨结局？这些疑问，都指向同一个时代与同一群人的精神困境。

　　敞开的江南

　　仕途的门关上了，江南的窗却是敞着的。

　　阊门，运河边的水陆大码头，也是唐寅父亲开酒肆的地方。唐寅在《阊门即事》中写过那座城门：“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明中叶的江南，商业繁荣，人们的艺术审美水平也高。仕途断绝的读书人转身面向市井，恰恰需要这样的环境。唐寅在苏州可以靠写字画画活下去，若是换一个地方，恐怕他真的只能归隐山林了。

　　生计一旦不再系于官府，人就松了，笔墨也跟着活了。所以唐寅可以理直气壮地穷。“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他的画卖得好，字也卖得好，老百姓喜欢。这不是文人的自矜，是来自市场的判断。

　　文徵明辞官回苏州，活到90岁。在他门前求字索画的人，踏破了门槛。这份承认的来源同样不是朝廷的敕命，而是市场的认可。

　　《明史》本传中写道，想求祝允明的一字一文也得讲究方法，最好是趁他醉时，又有歌姬引介，成功率更高。但祝允明的活法与文徵明截然两样：“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晚年愈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讨债的追在身后，他“益自喜”。这位狂士过着看似潇洒的人生：钱来如潮，钱去如风。

　　嘉靖年间，总督东南抗倭军务的胡宗宪招徐渭入幕，呈进御前的《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皆出其手笔，世宗读罢称善。一个连举人都考不上的人，替封疆大吏写进呈皇帝的文章，这也算是一种在体制边缘的卖文吧。

　　400多年后我们再回看，徐渭和那些考上状元、做了大官的人相比，谁的作品更经得起读？今天我们翻开《徐文长集》《阙编》还会被惊艳到，会像袁宏道那样“不觉惊跃，急呼周望”；而胡宗宪、诸大绶、张元忭等名字，普通读者可能已经不太了解了。

　　状元们的名字进了地方志，在野者的笔墨进了艺术史。正是江南市井，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逍遥的路径。

　　量自己的尺子

　　但这份逍遥是碎的。

　　徐渭碎得最彻底。胡宗宪倒台后，他忧惧发狂，屡次自杀。他在45岁那年写下的一篇《自为墓志铭》，写得像结一笔总账：“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可这个把墓志铭都写好了的人，后来又活了28年。

　　有一次，当代作家、《长恨歌》的作者王安忆打电话给我。当时，她正在写一部有明代背景的小说，想多了解一些徐渭的事。探讨过程中，她突然冒出一句很锋利的问话：“这个人，为什么连自己都杀不死？”

　　这一问就问到了根上。因为他不肯死。徐渭身上有一种极强的生命力量，去看他的画就知道。有人说天才与疯狂只有一步之遥，这不是修辞，而算得上是一种“临床描述”。我有时想，徐渭如果仕途顺利，像他的同乡故交那样官至尚书，中国艺术史上还能有这个人吗？很难说。正是失意激发了他的不平，不平激发了他的笔墨。

　　唐寅是笑着碎的。写过“别人笑我太疯癫”的他，晚年自号“六如居士”，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54岁时，他写下“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桃花庵歌》里那个“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的桃花仙人，临到收场，把自己的一生说成两个字：漂流。

　　文徵明则碎得最安静。他活得最平和，可翻他的词，《满江红·拂拭残碑》中写岳飞：“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字字见血。性情平和的人胸中不是没有激荡，只是他修养好，将激荡压住罢了。

　　才华横溢的他们，为什么都“碎”了？只因量自己的那把尺子，不在自己手里。

　　徐渭在《论中》里写过一段惊世骇俗的话：“自上古以至今，圣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故马医、酱师、治尺棰、洒寸铁而初之者，皆圣人。”也就是说：成功不必由品级说了算，圣人的标准是“利人”。

　　400多年过去了，“凡利人者皆圣人”不再悬在空中，它已经落在我们的日常里。今天，一个孩子不一定要“学而优则仕”，人生的路径多了，成功的尺度也宽了，衡量人的尺子也不止一把。常听人说“要了解社会，了解自己，不要让外力支配你”，这话徐渭未必听得进去；劝今天的我们，倒可以试一试。逍遥未必圆满，这几位明代江南才子的精神突围，未竟，却不曾落空。

　　（本报记者陈醉根据骆玉明在宁波“三江讲谈”的主题演讲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