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乐瑜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在桂北，这首民谣已在山河间回荡90余年。1934年冬，中央红军在全州、兴安、灌阳一带血战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也付出长征以来最惨重的代价——队伍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两年后，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从湘江到会宁，从至暗到黎明，共产党人用双脚写下一条真理：只要信仰不灭，就没有渡不过的江、翻不过的山。

　　据人民日报近日报道，截至今年6月，位于全州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累计接待游客已超1100万人次。作为在桂林求学的思政专业学生，我曾多次走进那座纪念园：凭吊广场上，85具棺椁安放着历年发掘收殓的红军烈士遗骸；英烈墙上，一行行年轻的名字背后，更多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湘江战役为什么值得一代代人铭记？因为那是理想信念最严酷的一次“压力测试”。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血战到底，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从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而人民的纪念朴素而绵长：兴安界首镇近年新命名的道路中，有红星路、红安路、向前路——“红星”，正是当年军委纵队的代号。把一支队伍的行军番号变成脚下的大街，这是土地对忠魂最长情的铭记。

　　纪念不能止于感动。回望湘江，它给青年的第一重启示是：至暗时刻的选择，定义一支队伍，也定义一个人。湘江之痛，痛在错误路线的僵化教条；也正因痛到极处，才有其后的通道转兵、遵义会议，中国革命自此柳暗花明。今天的我们没有雪山草地，却也有自己的“湘江”要渡：学业的困顿、就业的焦虑、“内卷”中的迷茫，都可能让人在某个深夜怀疑坚持的意义。湘江告诉我们：挫折不是终点，而是觉醒的起点；真正定义我们的，从来不是遭遇了什么，而是在渡口作出了怎样的选择。

　　第二重启示是：信仰从来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绝境中依然向前。课本里，陆定一笔下老山界的火把“连到天上”，那座山就在桂北越城岭；龙胜龙舌岩上，“红军绝对保护傜民”的标语至今清晰可辨——这支在围追堵截中九死一生的队伍，仍在宣传群众、遵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长征的奥秘，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豪言，而是穿在一双双磨破的草鞋上、刻在一次次绝境突围的选择里。

　　九十年来，湘江无言。但每一代青年都必须交出自己的答卷。作为未来的思政课教师，我愈发懂得：讲好长征故事，靠的不是让学生背诵知识点，而是带他们站到湘江边，把那场跨越九十二年的回答接续到自己的人生里——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在祖国需要的地方，渡自己该渡的江，翻自己该翻的山。

　　湘江无言，青春作答。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