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郑宇

　　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奖项授予美国的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当晚，在一场网络直播访谈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包特说，这次诺奖既强调了霍尔研究的“消费预期”，也指向伍德福德的“货币政策预期”。

　　“两位经济学家学术合作记录有限，却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微观预期对宏观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并一同斩获诺奖。”包特说。

　　浙江财经大学校聘副教授邓燕飞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们共同回应了一个核心命题：即微观主体的预期如何汇聚成宏观经济波动，以及政策如何通过影响预期来稳定经济。

　　他提及，最近财政部等联合发布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实在在降低了购房成本，“财政政策重视到的，也是大家的购房预期。”

　　一边是站在学术塔尖的理论，一边是落到千家万户的政策，为什么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此刻谈到了“预期”？

　　从新凯恩斯主义中读懂“预期”

　　要读懂这个奖，离不开“预期”两字。

　　长期研究理论宏观、货币政策等方向的邓燕飞在解读今年诺奖时，提到了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

　　近一个世纪前，凯恩斯提出判断：家庭和企业的总需求，不会自动与经济产能相匹配。需求不足，就会带来失业和衰退；需求过旺，则会引发通胀。

　　于是便有了稳定政策：经济衰退时降息、扩大赤字，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

　　但凯恩斯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干预凭什么在微观上站得住脚？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一来，这套关系失灵了，失业和通胀同时飙升，西方陷入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并存的十年。

　　而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打上了这个补丁。邓燕飞介绍：“他们通常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新就新在建立了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基础。”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指出，两人开发了新一代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我们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

　　他们没有将模型建立在通胀、产出、消费等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之上，而是从微观经济基础重建模型——考察千千万万家庭与企业的总体行为，如何通过各自的决策影响整体经济。

　　邓燕飞说，霍尔从“家庭怎么花钱”入手。他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引入消费研究，发现家庭消费盯住的不只是今天的收入，更是对未来一辈子收入的预判。

　　伍德福德则把这套微观逻辑装进完整模型。他的经典著作《利息与价格》系统发展并论证了“前瞻指引”理论：当市场利率没有进一步下调空间时，央行只要清晰地向市场传递未来的政策路径，让企业和居民相信央行稳定物价、托底经济的决心，同样可以平抑经济波动。他把“自然利率”“产出缺口”“预期”“政策规则”“央行可信度”置于中心。

　　邓燕飞教授进一步拆解了这一转变的关键。

　　“凯恩斯主义原来的预期主要是后顾式的，”邓燕飞说，“就像炒股看K线图，K线图就是看过去。”当然，凯恩斯本人对长期预期的分析远比“后顾式”复杂，但后来被简化为适应性预期的版本，确实带有明显的后顾色彩。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工作，则是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将预期形成机制严格地微观化、前瞻化。即“我会基于现在掌握的全部各种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测。”这种预期的关键特征是内生性——其他市场环境变了，我的预期也会变化。

　　而所有这些理论，最终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微观主体对未来的信心，能够被政策有效引导，从而形成稳定预期。

　　也正因此，从“预期”两字才能读懂这个奖：它奖的是宏观稳定政策的微观基础，也是政策与体感之间的预期桥梁。

　　“预期”的背后是“提振信心”

　　如果说诺奖理论讲的是“预期”，那么中国的政策实践正在回应的，就是“提振信心”。

　　邓燕飞解释，央行这些年反复强调的预期管理、政策沟通，部分呼应了这套理论的题中之义。中国是把“管理预期”做成宏观政策“定心丸”，让微观主体真正敢花钱、敢投资、敢下订单。邓燕飞表示：“说到底，就是提振信心。”

　　法律与财税协同发力，给微观主体吃下的，正是“信心”这颗定心丸。

　　2025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之后，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实践，140余项配套制度陆续出台，1466件规范性文件得到清理与修订。

　　财税政策同步加力：去年实施的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款按年化1个百分点贴息，家居家装等重点领域消费纳入范围。这些政策红利，正实实在在落到每个人身上。

　　在消费与房地产预期上，政策也在持续发力。“现在央行通过降息，也是在表达稳定房价的政策意愿，也是一种前瞻指引。”邓燕飞说，“如果家庭普遍认为房价要继续大幅下跌，那么大家都不再去房地产市场交易，房价确实可能按照预期继续下行。”

　　从“管预期”到“提振信心”，中国宏观政策的下一程，正在向微观主体的体感靠拢。预期背后是信心，信心稳住了，宏观政策才能真正抵达微观体感。

　　重视预期引导的“一致性”

　　宏观政策能不能变成微观体感，关键在最后一段传导。浙江的一些探索有着不少可取之处。

　　今年5月，浙江在“民营经济32条”基础上出台“民营经济新增13条”，政策导向十分鲜明：“提振信心、稳定预期、支持发展”。比如，投资领域从国家规定的7个拓展至9个，具备条件的核电、深远海风电项目民资持股比例提高至“不低于20%”，基金、用地、用能支持民间投资项目由“3个不低于70%”提升为“3个不低于80%”等。

　　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浙江构建起“诉求有人接、问题有人办、结果有人评”的闭环。“企呼我应”平台在全省推广，衢州运行以来累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5.8万余件，问题解决率、企业满意率均稳定在99%以上，平均办结时间从3.29天压缩至1.99天。

　　对微观个体的预期引导，浙江也在加码。如杭州将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130万元提至180万元；宁波将首套房贷款提至每户160万元。

　　邓燕飞尤其点到了公积金新政的意义：“增加这个额度，也是给消费者一个预期：未来我不需要太担心养老金等各种资金，它们可能也在稳步增加。现在就可以增加一点消费。”

　　但诺奖的启示不止于此。邓燕飞指出，诺奖强调预期引导的“一致性”——首先是时间维度上的一致性，央行制定政策不仅要考虑今天，还要考虑明天、后天。

　　他强调：“但光有央行的时间一致性还不够，还需要各部门在横向上协调一致。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发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部门的一体优势，要让‘1+1>2’。”

　　本质上，这与诺奖理论一脉相承——预期管理不只是央行的事，而是所有宏观政策部门的共同功课。一个部门的解读再到位，如果另一个部门的政策信号与之打架，微观主体的信心就会被干扰，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就可能堵塞。

　　预期和信心，是宏观通往体感的那座桥。好的宏观政策，就是管住预期、提振信心，让宏观增长更快地抵达微观主体的真实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