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事关国家高质量发展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一场重构文化形态、生产方式与传播范式的深层次变革。浙江拥有厚实的文化家底和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应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引导全社会成员参与到文化创新创造中；加强文化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更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强化文化引领作用，把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深度融入科技创新实践之中。

科技如何从工具、形态到生态全方位赋能文化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

　　■ 本报记者 章忻 吴晔

　　通讯员 陈亦茜 方佳佳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科技是国家的强盛之基。纵观人类历史长河，文化和科技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协同共进、交相辉映，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当前，人类社会正迈入数智文明新时代，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如何理解两者双向互动的深层逻辑？浙江文化底蕴深厚、科技创新优势明显，在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上可以作出哪些先行探索？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

　　答好文化和科技这道“融合题”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您如何理解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杨玉良：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我一直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主流的思维方式，科技则影响着文化的性质、特点和面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能答好文化和科技这道“融合题”，既事关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事关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从历史维度来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和科技相生相促、彼此塑造。文化与科技的每一次“双向奔赴”，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往往都给文化生产方式、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带来了深刻变化。科学研究表明，如果某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占同期世界总数的25%以上，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为“世界科学中心”。回望过去，文化思潮的每一次大变迁，都催生了世界科学中心的每一次大转移。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成了近代首个世界科学中心，涌现了伽利略、布鲁诺等代表性科学家。此后，世界科学中心先后转移到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文化的生产方式则从“纸与笔”“铅与火”，到“光与电”“数与网”，再到如今的“云与端”“数与智”，历次科技革命与文化擦出了无比绚烂的火花，也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大变迁、大发展、大跃升。

　　从现实维度来看，当今世界正加速迈入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技术应用日趋广泛，科学研究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科技的影响和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解决了一些人类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比如，AI模型“阿尔法折叠2”的横空出世，实现对蛋白质复杂结构的预测，解决了萦绕在科学家心头几十年的难题。在它的帮助下，科学家们已经能预测2亿多种蛋白质的结构。这是科技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人类文明前进的一小步。因此，抓住科技进步的历史机遇，无论是解决科学难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还是用于提高文化发展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都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主导权的“必修课”。

　　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形赋能赋力

　　记者：当前，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赋能文化领域，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开辟前所未有的空间。作为一名高分子科学家，您与古籍修复保护结缘多年。在您看来，科技在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杨玉良：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并不是简单的“1+1”，也不是文化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简单复刻”，而是一场重构文化形态、生产方式与传播范式的深刻变革。技术不仅改变了文化的存储和展示方式，更重塑了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与传播路径，促使传统文化在数字生态中实现价值跃升。具体而言，科技以其先进性、创新性、驱动性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形、赋能、赋力。

　　首先，科技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形。文化本身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必须通过有形的载体加以呈现。早期，人们把文字刻在甲骨、陶器、青铜器上，当造纸术发明后，文字得以呈现在纸张上。随着人工智能、虚拟技术、3D打印技术等的发展，文化获得了更多新的“容器”，更容易被人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一方面，数智技术能够创造出既富有文化底蕴，又具有先进性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在其中获得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交互性和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其次，科技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能。新时代文化繁荣离不开两件事：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精神符号。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常面临传承人老龄化、存续环境受到时代冲击等挑战。科技创新是让璀璨的文化瑰宝流传下去的重要手段。2014年，我牵头成立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让古籍保护从单纯依赖非遗的手艺传承转向了与科技深度“拥抱”。我们利用数字化，收集了从元代到民国时期一千多个版本的《诗经》，共55万页，并对破损处进行了重新调查记录。我们还整合了高分子科学系、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等院系的学术力量，通过科研力量，成功“复活”了失传百年的开化纸，保存寿命可达千年以上。

　　科技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拓宽了道路，还为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引擎”、插上了“翅膀”。在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中，新的文化表达形式和内容创作方式正在不断涌现。比如，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艺术家们或许会被激发出更多的灵感，进行音乐、绘画等创作，让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多元。同时，科技重建了文化传播格局，打破了时空壁垒。互联网、卫星技术等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即时信息网络，使世界各民族文化实现了跨文明的自由流动、交流互鉴。

　　再有，科技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力。从本质上看，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种精神上的生产力。当科技深度参与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中，不仅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次元壁”，使文化产品紧扣时代脉搏、洞悉大众喜好，更具创新力、吸引力，也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有利于文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从而塑造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繁荣，让精神上的软实力转变为经济上的硬实力。

　　当然，科技发展离不开文化文明的滋养和引导。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更活跃的地方集聚。在我看来，文化要蕴含科学思维、丰富的知识体系和深刻的智慧，从价值取向、思维能力、审美情趣等方面指引科技的发展。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但当它植根于文化的土壤之中，就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升华为兼具人文温度和精神共鸣的载体。在优秀文化这片丰厚且温润的土壤中，科技能够从中汲取丰富的内容资源，挖掘群众的海量需求，探索广阔的应用场景，把“富矿”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的灵感和“燃料”。

　　从“简单相加”迈向“深度相融”

　　记者：浙江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民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发展的路径。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杨玉良：作为文化大省，浙江拥有“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的厚重历史，古迹遗存、文献典籍等文化资源更是灿若星辰。同时，浙江还是数字经济大省，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已经拥有了DeepSeek与千问两个全球领先的开源基础大模型。可以说，在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上，浙江有条件，更有优势。在我看来，浙江未来既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也要警惕把“文化+科技”变成简单的“技术嫁接”。应探索推动科技从工具、形态到生态全方位重塑文化，让“文化+科技”从“简单相加”迈向“深度相融”。对此，我有以下三方面建议：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营造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和社会氛围。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迭代，更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传播机制、消费模式乃至创新文化的系统性变革。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同时，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和设计更多开放包容的规则和制度，让全社会成员敢于突破职业、年龄、地域、教育程度等限制，破除思想上的限制，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创新创造中。

　　第二，不断深耕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文化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文化是灵魂，科技是手段。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手段是否先进，直接关系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效。一方面，继续集中力量在先进视听技术、沉浸式体验技术、大数据、区块链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摆脱高端技术依赖；另一方面，积极将相关技术应用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和创新性展示上，让古老文明焕发新生机。

　　第三，突出文化引领作用，塑造科技创新的人文精神。文化和科技融合，不仅要以科技促文化，也要以文化铸科技，充分发挥优秀文化在引领科技创新方向、规范科技应用行为方面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我们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在科技创新中融入中华美学理念和人文关怀，丰富、提升科技创新成果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另外，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中，要同步开展伦理研究和价值引导，倡导科技向善、创新理念，防止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人文价值迷失。

　　（本期栏目协办单位：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