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宣萍

　　几千年来，纹样是中国日用器物上的“常客”。历代纹样，代代相承又代代相异。相承，体现了一脉传承的民族特征；相异，则反映了各时代不同的审美风格。它们从诞生起就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并在发展过程中成为吉祥的象征。

　　在众多纹样中，有几类值得一说。

　　龙纹

　　龙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说文解字》称其“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自古以来，龙纹广泛应用于建筑、雕刻、织绣、陶瓷、漆器、金属工艺等领域。在织绣品中，帝王对龙纹的垄断使其具备了至上、威武、富贵等文化内涵；民间则借这一形象寄托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

　　龙纹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龙纹雏形已见于陶器与玉器装饰。周代将日、月、星辰施于旌旗，以龙为服章之首施于冕服，故有“衮冕九章，以龙为首”之制。青铜时代，龙纹已明确用于服饰。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雕人像和殷墟出土的虎食人青铜卣，人物衣袖处均饰有似龙纹样；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衣袍上更有四足行走的龙纹。

　　缠枝花卉纹

　　缠枝花卉纹是以花卉为主题的缠枝纹样，通常以植物枝条为骨线相互串联形成骨架，花头处于骨架之中或骨架线上，枝叶紧密围绕花头来回穿插。

　　缠枝花卉纹与卷草纹关系密切。这种以卷曲枝蔓将花卉包缠、连接起来的纹样，在西方起源更早。它在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呈S形舒展的卷草纹样。

　　卷草纹作二方连续排列，除了花卉，有时也在花丛中安置鸟兽、伎乐等元素，如云冈石窟的北朝边饰中有波状起伏的忍冬卷草，敦煌石窟的唐代边饰中也有富丽的花卉卷草等等。

　　卷草纹样如向四面延伸、作四方连续排列，即为缠枝花卉纹样。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的唐代美人屏风画上，舞女所穿半臂上的纹样即为缠枝花卉纹；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人物服饰也有缠枝花卉纹。

　　长安竹纹

　　竹纹又称“长安竹”。竹纹从宋代开始较多出现在工艺美术作品上，尤以瓷器为盛。北宋至元代磁州窑兴盛期，陶瓷产品上出现形态各异的竹纹，或独立出现，或与其他元素组合作为辅助纹饰。竹干、枝叶皆可单笔勾绘，大小参差，别有韵味，特别适合绘在瓷器上。明代竹纹成为丝绸常用纹样，潞绸上常见长安竹纹；清代竹纹在纺织品上的应用也很多，除了单独成纹的，更与其他元素组合形成吉祥寓意，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松竹梅岁寒三友、芝仙祝寿等。

　　西湖景纹

　　西湖景纹是流行于清代、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风景纹样，画面由山水、亭台楼阁、松石等景致构成，偶有人物出现。清代厉鹗《东城杂记》载：“十样西湖景，曾看上画衣。新图行殿好，试织九张机。”可知清代杭州机户曾将西湖景织于丝织物上。因此表现楼阁山水的纹样，也称为“西湖景”。

　　西湖景纹样在清代的流行有其时代原因。技术上，清代手工艺集历代技艺之大成，顺治年间宫廷服饰制作中心南移，在南京、杭州、苏州设立“江南三织造”，江南成为丝织业重心，染、织、绣多种技法综合运用，为织制细腻的风景纹样提供了技术条件。社会背景上，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巡幸江南，尤钟爱杭州西湖，西湖景作为江南名胜的代表声名远扬，在帝王推崇下风行于刺绣、书画、陶瓷彩绘等工艺中。故宫博物院藏清《缂丝乾隆御制诗西湖十景》图册，缂丝加绘，表现西湖龙井、湖心亭、放鹤亭、留余山居等十处景色，每景配乾隆御制诗一首，与西湖景相映成趣。

　　（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