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宏图

　　但丁、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巨匠高居在文学殿堂的正中，令人仰视，令人畏惧。但如果有缘，你也能从容地走近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

　　今年夏天，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坐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纪念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停止阅读意味着停止思考》展览在上海举办，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决意前去一睹为快。前些年我便去那个博物馆看过“普希金与东方回响”的特展，印象颇深。

　　我是在一个周末下午去观展的。那天午后不久，上海便暴雨如注，市中心东北角的五角场地区降雨接近超纪录的200毫米，很多道路都水没膝盖。出了地铁车厢，我在车站内等候了大半个小时，雨势还不见减小。心中生出浓浓的悔意：本应该打车前来的，这样的话早就到展览场馆了。那一刻，望着站外瓢泼而下的雨水，多个选择摆在面前：一是果断放弃，坐上地铁返程，改天再来；一是祈望老天开恩，雨势减小；还有一个就是顶风冒雨前往。犹疑之间，我心中生出了一股蛮劲：不能下点雨就退缩，既然来了，今天一定要看上展览。同去的朋友在车站内的便利店买了把雨伞，我们小心翼翼地蹚着水，在遍满水洼的地面上走了三四百米，裤腿全湿了，鞋子里的水随着每一步发出哗哗的喧响。

　　也许是量子纠缠，我自幼便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亲近感。在没有完整地读过他任何一部作品前，只是看了一本普及性小册子中的作家介绍，便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认定他是我无比钟爱的作家。《罪与罚》是我最早读的他的长篇作品，读毕全书那种强烈的震撼感至今难忘，浑身火烧火燎，好似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长时间沉陷在谵妄的漩涡之中。我日后在自己的写作中对人物心理描写与分析的痴迷最早便源于此。我把他中文小说译本全都读了，有的还不止读了一遍。可以说，陀氏是我知悉的所有外国作家中，唯一读遍其全集的一位。此外，他众多的文学批评文章、书信集以及后期以政论性闻名于世的《作家日记》我也一一通读过。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因为要做课堂作业，我还将《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英语译本浏览了一遍。

　　前几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撰写的皇皇五大本陀氏的传记巨著，我也一本接着一本读了下来。文学家传记写作由于写作者的宗旨、才禀不同，也显现出鲜明的差异。有的擅长讲述传主的生平，有的寻觅秘不示人的档案中的秘密，披露传主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有的则精于作品文本的分析阐释。弗兰克才力过人，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从起笔到完稿历时20多年，最后一卷付梓印行时，作者已是84岁的老人。对陀氏生平轨迹的敷衍展示，对其精神世界的演变历程的勾勒，对其重磅作品生成源头的探踪以及对众多文本富有洞察力的阐释，在这部巨型传记作品中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全书260万字的篇幅，我读得津津有味，一页都没有遗漏。

　　说到陀氏的这个特展，展场面积虽不大，内容却颇为丰富，共有157件实物藏品。作家手稿的复印件，作品当年的初版本和一些珍稀版本，插图原稿和烟盒、礼帽等个人物品，它们安静地躺在哑光玻璃展柜中，像是被时光封存的零散碎片。百余年来，陀氏的多种作品数次被不同的导演改编搬上银幕，诸多影片的设计风格不一的海报悬垂在邻近的墙面上。

　　我弯下腰，凑近玻璃柜，细看那些手稿的复印件。虽然是复印件，它们还是相当程度复现了作家不乏艰辛的创作历程。一些纸页泛黄发脆，密密麻麻的涂改墨迹层叠在一起。还有一些手稿纸不无诡异之处，左右上下各自散布着一大段文字，但它们不是从同一方位视角书写的，而是各隅起笔，仿佛它们是一张紧张博弈的棋盘，有四个人从各自角度合力书写，最后拼合在一起。那些字迹有时密集得令人窒息，有时又突然疏朗起来，留下大片空白，好像作者忽然被某个念头攫住，不得不停下来怔怔出神。那些纸页上还有很多图案，像是随意勾勒的侧脸轮廓，或是胡乱涂抹不知其意的花纹，估计是作者在写作时一时文思枯涩而稍作消遣。

　　正是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涂鸦，让我忽然看见了一个真实、绞尽脑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殿堂中那尊威严的塑像。

　　一侧墙上香槟金色的展板上印着《白痴》里的主人公梅希金公爵曾说过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话：“美能拯救世界。”另一侧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身陷囹圄时发出的那句发人深省的话：“即使看不见太阳，我也知道太阳存在。而知道太阳存在——这已经是全部生活了。”两句话隔空相望，像一对难以和解的孪生子。我站在它们中间，霎时间觉得展厅里的空气都变得愈加凝重起来。

　　梅希金公爵的“美”是光焰，是救赎，是向神圣的天堂攀缘的阶梯，而德米特里的“美”则是欲望的深渊，是格鲁申卡那双让父子反目的妖媚的眼睛，是毁灭前最后的绚烂之光。陀氏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现了美的两重性：它既是拯救世界微渺的希望，也是让人在情欲和疯狂的深渊中无法自拔的根源——所以德米特里会说美是可怕又恐怖的东西。

　　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作品的中心主题便是探寻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如何才能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他在《罪与罚》中剖析拉斯柯尼科夫的灵魂，追问一个想要成为凯撒、拿破仑那样“不平凡者”的年轻人的罪孽根源；他在《白痴》中让梅希金公爵背负着“美”的十字架走向癫狂，近乎绝望地追问大写的善在污浊不堪的人世间是否可能兑现。而晚年的集大成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被弗洛伊德称为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老卡拉马佐夫、德米特里和伊凡内心汹涌的波澜，叩问信仰与自由的极限和边界。

　　陀氏在作品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可以想见，他也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能做的只是在长达数十年的创作中不停歇地探求。而这种不提供现成廉价答案的追问，给了人们诸多启示——关于如何在苦难中保持尊严，如何在黑暗中寻觅光明，如何在承认人性之恶的同时不放弃对善的向往。它们不是生硬的教条，不是训诫，而是像种子一样撒进人们的心里，在漫长的岁月里缓慢地生根、发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开出惊艳的花朵来。

　　看完展览，我和朋友就近吃了便餐，便打道回府。一下午折腾够累了，打个车回去吧。但没想到场馆虽不在暴风雨的中心，附近众多路面都水汪汪一片。坐在车上，司机烦躁地左冲右突，想在绵延数公里的拥堵的长龙中找到一个缺口。但种种尝试都归于无效，只能乖乖地随大流，蚂蚁一般匍匐爬行。从场馆到家不过十来公里，车竟然开了足足一个半小时。我回家后换好衣装，坐在桌前，长长吁了口气。展馆中的场景一一在眼前复现，我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宽慰的微笑。的确，美能拯救世界，在这罕有、创纪录的雨天也能给人带来几许慰藉，几许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