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俊雯

　　印上飞天纹样后，一个帆布袋的价格翻了三倍；一支贴上博物馆联名标签的口红，上架即售罄……国潮，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生长。

　　但是我们也看到，眼下一部分所谓的“国潮”作品，形式大于内容，氛围多过质感。那些奔着国潮而去的人，最终买到的是心仪许久的美学产品，还是一袭爬满符号的华美外衣？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追问，而不是被喧闹淹没。

　　为什么我们如此热爱国潮？

　　国潮是一代人心底的浪涌。Z世代成长于一个平视西方的年代。以服饰为例，他们在互联网上见过巴黎时装周的光鲜、纽约街头穿搭的张扬，但更想穿出一身东方气韵。所以，当行云流水般的方块字出现在潮流服饰上，年轻人在海量产品中辨认出这独属于中国品格的设计美学。

　　国潮是一种久违的审美回归。这些年，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从西方传来的极简主义影响，统一的黑白灰基调、直线条切割，体现着一种功能至上的取向。而老祖宗的审美里，有着苏绣的细腻、青花的温润、榫卯的精巧、水墨的余韵。这些美好一旦被唤醒，便像一扇突然推开的窗，让人呼吸到一股久违的香气。在“好看”之外，更有一种能让人慢下来、沉进去的韵味。

　　此外，国潮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走在国内的大街小巷或是异国他乡，只要你身着马面裙，就像是携带了一张行走的文化社交名片。这是一种宣告，也是归属感。共同爱好者可以通过群体的认同带来强烈的自我认同，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身份的社会化确认。

　　这份热爱，真实而滚烫，但同时也引来了部分商家的投机。

　　国潮的符号确实太好用了。一件衣服上绣个龙、印个祥云，就能叫“国风服饰”；一款糕点配个古风包装，就能标榜“新中式美食”。部分创作者不再深究纹样背后的礼制，不再理解工艺传递的匠心，只需打开素材库，点几下鼠标，一套“国潮设计”便新鲜出炉。某些所谓的国潮设计，有时不过是花几百块钱买张版权图，一键贴上去，剩下的全交给营销。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青花瓷纹样出现在从骨瓷杯到垃圾桶的各类物品上；“朕知道了”被贴在从胶带到书包的不同文创上。一个符号火了，成百上千个复制品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产品缺乏真正的艺术价值和创新性，仅仅通过技术和市场营销手段来吸引消费者。文化被拆解为标准化零件，被组装、复制、倾销，混入短视频的信息流中。创作者对流量的敏感度远远超过对文化的敬畏。

　　符号还在，所指已空。某些涌向国潮的“有心人”，赚得盆满钵满，留给传统文化的，却是一地的符号碎片。

　　那么我们该如何辨识伪国潮？不妨从一组问题入手，逐一拆解。

　　它是否经得起追问？拿起一件国潮产品，试着问一问：这个图案出自哪里？它有什么含义？创作者为什么要用它？如果这些追问换来的只有沉默或含糊其辞，那它多半只是一层贴上去的皮。真正有根的作品，每一个符号都有来处，每一种工艺都有传承。

　　其次，拆掉国风装饰，它还剩下什么？一款点心换掉包装壳，就是普通的点心吗？如果国潮只是附着在表面的装饰，它和真正的文化转化便隔着十万八千里。

　　最后，它让你感受到什么？伪国潮只刺激视觉神经，真国潮却能触动心弦。它让你有所联想、有所感悟，甚至想要去了解更多。当一个符号不再只是符号，而成为一扇通往历史与情感的门，那才是真正的国潮。

　　真正的国潮，不是“贴”出来的。辨识只是第一步。比辨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国潮从“贴标签”走向“深融合”。这需要创作者下一些笨功夫。

　　沉下去。在创作的起点，别急着打开网络素材库，而是要走进历史、走进田野。《太平年》剧组为还原历史质感，团队历时5年查阅史料，邀请专家全程把关；制作上精益求精，使用唐代草木染工艺手工染制8000套戏服、重达40斤的手工甲胄，呈现了精美的古典美学。

　　转译出来。传统元素进入现代生活，需要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直译，而是精神贯通的意译。恭王府将紫藤垂蔓转化为服装、配饰上的现代几何纹样，同时保留了缠花、刺绣的文化温度，这就是一次成功的意译。复印机只复制外形，翻译家传递的是神韵。

　　慢下来。国潮的“下半场”，比的是谁走得远。真正有价值的国潮创作，从不急着追逐风口，不急着告诉你“我是国潮”，它只是安静地在那里，等待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国潮的生命力，不在展柜里，而在日常里。当传统走进一日三餐、四季衣裳，它才算真正活了过来。

　　国潮的终点，并非让所有东西都披上国潮外衣，而是终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刻意谈论国潮，因为传统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百姓生活里。到那时候，“国潮”这个词或许会像春天的潮水一样悄然退去，留下的是被它浸润过的土地，以及土地上重新生长的日常。

　　那才是国潮真正该去的方向。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