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丹颖

　　地球两端，向来是人类探险史的大考场。

　　人类与极地的故事，早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1596年，荷兰人巴伦支第一次把斯瓦尔巴群岛画进了航海日志——他们驶向北极，最初为的是香料与黄金，却在无意中推开了极地的大门。

　　南极的故事稍晚一些。南纬40°至60°被航海家称为“咆哮的西风带”。1773年，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驾着木船闯入南极圈，船身如落叶般被巨浪抛掷。他证实了南极大陆的存在，也带回了“生命禁区”的警告。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极对人类而言不是“邀约”，而是“禁令”。

　　探险，从“征服”开始，最终走向“倾听”。

　　今天站在极地冰原上，不再争论是谁先插上旗帜。极地之所以值得一代代人“向极而行”，是因为它封存着地球的记忆——

　　钻透冰盖取出一根冰芯，里面封存的便是数万年前大气的呼吸；在极夜中追踪一次极光抖动，就能反演出地球磁圈的脉搏……零下90摄氏度的酷寒、每秒40米的暴风雪，都是自然界对科研仪器最严苛的考场，也是人类理解极端气候的“现场”之一。

　　我国起步不晚。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签下《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条约》，为国人在北极争得了一纸权利。

　　时隔79年，2004年黄河站在斯瓦尔巴群岛立起那栋红房子——在雪原上郑重盖下一枚中国印章。

　　极地的风雪，如今已吹过五代科考人。张涛说得很平实：李家彪院士60岁仍上一线，以首席科学家身份亲自带队中国第12次北极科考，持续79天；明年年初还要亲自带队去南极，研究板块的消亡……躬身数十年，需要的不仅是耐心与乐观，更是跑马拉松般的毅力。

　　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始终怀抱着对海洋、极地的情怀，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探索地球奥秘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在地球物理这样的宏大命题面前，许多工作需要时间验证，需要一代代持续发力。山在那里，冰在那里。而科考人，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