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飞 郑佳豪

　　8月20日，长江和记实业向港交所递出一纸公告：就巴拿马共和国违反投资保护条约，正式启动国际仲裁，索偿超过15亿美元。这已是半年内长和针对巴拿马的第二次法律亮剑。2月4日，其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先依据特许经营合约中的仲裁条款，按国际商会规则提起商事仲裁，3月披露索偿不低于20亿美元；几乎同时，长和向巴方发出条约项下的争议通知，把谈判的门敞着；2月19日又主动提议举行圆桌会谈，表示愿就合同全部条款重新谈判。协商半年无果，8月20日母公司再依投资保护条约，启动投资者对东道国的仲裁。一案追责合同缔约方的商业违约责任，一案追责东道国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责任，两条腿走路，互不耽误。

　　一纸接管令，运营近三十年的两大港口易主。类似事件近年来并不鲜见，敬业集团旗下英国钢铁公司被英国政府立法国有化，岚桥集团达尔文港的99年租约面临强制收回风险。企业出海的风险清单正在改写——最大的风险未必来自市场，也可能来自东道国政府本身。这场博弈背后的法律逻辑，值得出海企业深入审视。

　　先要识破“合法外衣”下的实质。东道国政府极少直言没收，而是通过本土法律流程，为剥夺外资权益的行为披上合规外衣。巴拿马以最高法院裁定特许权“违宪”为由接管港口，英国以国家安全和战略产业为由立法国有化，澳大利亚以安全审查为由限期剥离股份，名目虽异，实质相同，都是通过司法、立法或行政行为，实质性剥夺投资者对资产的使用、控制与收益，国际投资法称为“间接征收”。需要说明的是，国际习惯法并未完全禁止政府征收行为，但合法的征收须同时满足公共目的、正当程序、非歧视与充分补偿四项条件。而定向针对特定外国企业的接管行为，恰恰在这四个环节上都难以自圆其说。看清这一点，维权才有明确的靶子。

　　长和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一场政治性侵权重新拽回法律轨道。巴拿马这一年的操作，审计、诉讼、“违宪”判决、行政令，流程一步不落，看上去处处“合法”。但国际法上有条硬道理：一国不得援引本国法律推卸自己承担的条约义务，法院的判决同样是可归责于国家的行为。企业若默认了这层外衣，等于把裁判权拱手让人；递上仲裁申请，才是把球放回讲规则的球场。

　　长和做的第二件事，是把道理讲给世界听。国际仲裁不是关起门来的私了。争议通知、裁决书会进入案例库，被后来的仲裁庭援引，被评级机构和跨国投资者拿去给一个国家的政策可预测性打分。合同说撕就撕，短期或许省下几个钱，长期要在全球资本面前一笔笔还账。企业开口维权，客观上是在替所有后来者压低风险。

　　长和做的第三件事，是让微观主体走到了大国博弈的前台。一家中国企业站上国际仲裁庭，有理有据把事情讲清楚，本身就是一次高质量的国际传播：守规矩，也会用规矩，这才是成熟全球化玩家该有的样子。复盘整场博弈，更值得所有出海企业深思的核心问题是：当主权风险突然降临，我们能否从容递出这一纸仲裁书、守住自身权益？

　　能否启动条约仲裁，首先看这笔投资当年从哪个国家、以什么架构走进去。我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但内容参差。同一笔投资，以不同的路径进去，最终的维权权限、索赔空间天差地别。可多少企业搭架构只算税负、不看协定，只算“生意经”，不念“法律经”？

　　合同同理。特许经营这类动辄二三十年的项目，最怕政府换届、政策翻烧饼。稳定条款、法律变更补偿条款、准据法、仲裁地，签约时不过几行字，出事时就是几亿美元的分野；一些企业图省事约定“由东道国法院专属管辖”，无异于把哨子交给对方吹。

　　更要紧的是平时“攒证据”。长和从发出通知、提议会谈到公开声明保留一切权利，每一步都在给仲裁庭铺链条：我一直在谈，是对方不谈。看着像退让，实则是最有效的进攻准备。跨国追索动辄三五年，正因为路长，功课才要做在出发之前。

　　出海是必答题，用法是必修课。遇上“合法”外衣下的霸道，退一步换不来海阔天空，只会被看作还能再退。该递的仲裁书就得递上去——这不只是为了追回一笔钱，更是为了告诉世界：中国企业走出去，讲道理，也懂规则、敢用规则。

　　（作者分别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