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谢丹颖

　　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峰值前后及其后期气候影响往往更为显著：次年夏季长江流域及江南洪涝、华南台风偏强风险显著升高。历史上，1997-1998年厄尔尼诺事件后期的1998年夏季，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流域性大洪水；2015-2016年强厄尔尼诺事件后期，江南、江浙一带暴雨频发、台风影响偏重。

　　极端天气频发的背后，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正重新“改写”季节气候——这正是我们专访张建云院士，试图深入解读这一气候变局的原因。

　　台风扎堆的伏天8月

　　记者：为什么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更强劲了，对浙江有什么影响？

　　张建云：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结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目前仍呈继续增暖态势，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

　　我国曾在1983年、1997-1998年、2015-2016年、2019-2020年等年份发生不同程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历史资料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通常偏强、位置略偏南或西伸，夏季风暖湿气流向北推进受阻但向西输送增强，冷暖气流易在长江中下游和江南一带长时间对峙。因此，江浙一带易出现降水集中、强降水过程频繁的情况，甚至可能出现“暴力梅”或“超长梅”，如1998年、2016年就是这种情况。

　　统计资料还表明，厄尔尼诺年西北太平洋强台风比例可能上升、生成位置偏东、西行或北上影响华东沿海的概率增大。如2015-2016年发生较强厄尔尼诺事件，2016年浙江接连受“莫兰蒂”“马勒卡”“鲇鱼”等秋台风影响。

　　综合研判，今年江浙一带有可能出现“前期多雨涝、后期高温台风穿插”的情景——降水总量可能较常年偏多，秋季台风影响偏重。

　　记者：8月中旬本该还是三伏天，可今年台风暴雨扎堆成了“多事之秋”。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带来的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张建云：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将重塑我国汛期水文规律，总体呈现4个新特点：

　　一是极端降水频次增加。1961年以来我国极端强降水事件呈显著增多增强趋势。根据1961-2024年降雨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站日数平均每10年增加4.5%。2020年以来，几乎年年都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或严重城市洪涝、山洪地质灾害。比如2020年长江流域发生仅次于1954年和1998年的流域性大洪水。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至今仍历历在目。此后极端天气事件更是接连发生——2023年海河发生“23·7”流域性特大洪水、2024年东北松花江丰满水库出现1933年有资料以来最大洪水、2025年海河流域再次遭遇区域性“25·7”极端暴雨洪水……今年，湖南石门、重庆永川、广东阳江、广西钦州等地已发生多次暴雨洪涝灾害。

　　二是极端暴雨洪水强度增强，极端性与反常性增加。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导致大气持水能力增强——空中“悬着的水”越来越多，一旦条件具备，暴雨就会下得更猛烈。近年我国局部暴雨强度屡屡刷新历史纪录。如今年5月17-18日，湖南石门县全域24小时累计雨量达339.2毫米，其中240多毫米的雨量集中在数小时内倾泻而下，导致澧水下游渫水双合水文站洪峰水位达283.16米，超建站以来历史最高水位4.58米。

　　三是极端暴雨洪涝事件时间随机性增强、空间分布拓展。时间上，雨季开始提早、结束延长。21世纪以来，华北雨季开始时间以3.8天/10年的速率提前，结束时间以2.6天/10年的速率推迟，累计雨量以63.9毫米/10年的速率增加。2025年华北雨季持续时间和累计雨量均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现象，华北、东北乃至传统意义上的西北干旱地区，近年多次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洪水，呈现“旱区亦涝”的新特点。

　　四是海平面上升，台风强度增强、沿海地区防洪防台防潮形势更加严峻。1993-2024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4.0毫米/年。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强度比往年增加了12%至15%。全球变暖可能使强台风影响季节前移，并加重夏季极端降水风险。如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受到台风“烟花”外围水汽输送等因素影响，2023年海河“23·7”洪水也与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北上密切相关。

　　被悄悄改写的汛期

　　记者：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今年很热、雨水也多，那么浙江的汛期会有什么变化？

　　张建云：根据气候趋势预测，2026年主汛期（6-8月）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华中南部、华南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偏多二至五成。主汛期预计有5-6个台风登陆我国，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强度总体偏强。

　　浙江多年平均降水量大约1600毫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梅汛期和台汛期雨量约占全年的70%，暴雨多发。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同时受梅雨型洪水、台风风暴潮、山洪和城乡内涝影响，防洪减灾难度较内陆省份更大。

　　近年浙江极端天气事件呈现“频次高、极端性强、链式并发”的特征。2020年遭遇“超级暴力梅”，雨量为常年1.7倍，新安江水库首开9孔泄洪；2024年梅雨量达历史同期第三多，钱塘江、苕溪等多条江河超警。台风影响偏多，2024年受6个台风影响（常年3-4个），“康妮”为1949年以来11月影响浙江最严重台风；2025年“竹节草”登陆致宁波慈溪日雨量打破建站纪录。强对流天气频发，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及滑坡、泥石流灾害。

　　记者：浙江常会面临“梅雨刚走、台风就到”的天气，您怎么看待这个“连环劫”？

　　张建云：一是流域复合洪水防御难度增加。“前梅雨后台风”格局下，梅雨极端降水与台风暴雨叠加或交替影响，致使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等区域洪涝受高潮位顶托、外排受阻。2025年第7号台风“范斯高”与第8号台风“竹节草”接续生成并影响华东沿海，遇上天文大潮期时，就可能形成风、雨、潮、洪交织的复合致灾情景。

　　二是小流域山洪链式灾害阻断难。浙江约70%面积为山地丘陵，河网源短流急，暴雨产汇流时间极短。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局地短时强降水频发，易触发小流域山洪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山区风险区点多面广，居民多依山傍水而建，基层临灾避险压力加大。

　　三是城市复合承灾脆弱性凸显。全省经济发达，城镇化率超74%，城镇人口密集、建筑集中、产业高度聚集。强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尤其是老城区和地下隧道、下穿立交等区域易积水成涝。并且城市内涝常与流域洪水、台风风暴潮并发，积水倒灌易造成交通、供水等生命线系统中断，城市系统韧性亟待提升。

　　尽管面临新挑战，浙江抵御洪涝灾害风险的能力也在持续提升。随着海塘安澜千亿工程、平原高速水路等水网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全省防洪物理屏障更加稳固；浙江数字孪生水利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驱动防洪数智化转型，现代化防洪减灾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记者：复合灾害大考下，浙江的防御体系的“软肋”可能在哪？

　　张建云：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容易忽视的往往不是工程措施（堤防、水库等“硬防线”），而是非工程措施（预案、预警、调度等“软系统”）。

　　一是“极端情景设定”可能还存在盲区。许多预案停留在暴雨或洪水的“百年一遇”，缺乏对外洪、内涝等复合极端事件不利组合的推演。

　　二是预案制订可操作性和实战性需要进一步加强。缺乏“分洪区”和“可淹区”明确划定和洪水出路有序引导，一旦超标洪水来临，可能会陷入“到处堵、到处淹”的被动局面。

　　三是“决策执行闭环”仍需改进加强。预警与响应联动还存在死角，对地下空间、养老院、医院等特殊场所的“叫应”机制需要加强，预警与响应可能存在脱节现象。

　　从“严防死守”到“留好出路”

　　记者：面对天气越来越“不按常理出牌”的情况，我们要如何应对？

　　张建云：以往强调“抗御、抢险、救灾”的传统防汛模式，已不能满足新时期防洪减灾的要求。当前防汛减灾工作强调“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着力推动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构建全周期管理的防御新格局。

　　一是关口前移：从灾后抢险向灾前预防转变。过去防汛偏重洪水来临后的巡查、人员转移和应急抢险，现在强调“预”字当先、关口前移，汛前加强备灾，整治隐患、预置物资、开展演练。汛期依托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开展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把风险消灭在成灾之前。

　　二是防控目标转变：从单一洪水灾害防御转向复合风险管控。汛期往往呈现“多灾叠加、链式传导”的形势，暴雨、洪水常伴随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必须加强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复合灾害防御体系。

　　三是防御手段升级：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洪水特性变化，特别是暴雨洪水极端性、反常性增强，增加了洪涝灾害防治难度。我们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推动防洪理念实现“两个转变”——首先是“路径”，从偏重工程防御转向工程与非工程措施有机结合的系统治理；其次是“手段”，从依靠经验转向依托“数智赋能”。以此为主线，统筹防洪工程“硬件”与监测预报、防御体系“软件”，建好数字孪生流域，支撑精准决策；在筑牢工程防线的同时，同步增强承灾体的韧性与自愈能力，以更主动的治理应对不确定的风险。

　　总体上，应从单纯抵御标准内洪水转向建设气候适应的韧性防洪体系。

　　在防洪标准方面，应基于最新极端情景复核并适度提高流域防洪、城市排水防涝及沿海防潮标准，补齐历史防洪短板；完善防洪治涝工程布局，建设超标准洪涝行泄通道，加强蓄滞洪区等滞留超量洪水的“底牌”建设。

　　在非工程措施方面，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提高暴雨洪水预报预警的精准性、延长预见期；制订并及时修订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动态更新洪水风险图；强化全社会对极端暴雨洪水的适应能力，完善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和灾后恢复重建机制，加强公众防灾教育。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增强城市灾害防御的“韧性”？

　　张建云：是的。提升城市防洪韧性的主要抓手包括：

　　一是完善“灰绿蓝”结合的防洪治涝设施体系。在健全堤防、管网、深隧、水闸、泵站等灰色基础设施的同时，提升河流行洪功能，恢复河湖、湿地等蓝色空间纳洪滞洪能力，同时利用海绵设施增强源头减排能力；

　　二是强化城市及所在流域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天空地监测感知网络、建设洪涝精细化预报预警和调度决策平台；

　　三是提高城市生命线设施自保能力。对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要按照更高的标准配置专用防淹设施，同时加强应急备份；

　　四是强化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重建。要实现灾损快速准确评估，有效调配应急资源，快速修复重要受灾对象，有效缩短恢复周期。科学制订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完成防御体系升级。

　　记者：AI和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搭建灾害防御体系？

　　张建云：数字孪生流域是做好防洪减灾“四预”工作的重要基础。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复合灾害链生放大、下垫面和经济社会发展快风险高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判断、临场处置应对的防汛减灾模式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要求。

　　首先，全要素构建物理流域的精准数字映射。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数据、数值高程数据、工程BIM数据等，精准还原全域水系脉络、水利工程实体、地形地貌特征及社会经济要素。通过接入雨水工情物联网感知数据，在数字空间同步构建水文-水动力模型，确保虚拟流域不仅能“形似”，更能“神似”——精准映射洪水演进过程与工程调度响应机制，为后续各种情景推演奠定坚实的数据底座。

　　其次，在虚实交互中开展洪水风险的预报预演与情景分析。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量级和分布下的暴雨洪水全链条演进过程，推演洪峰抵达时间、最高水位、淹没水深、影响范围及退水时间等。通过多情景对比分析，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承压极限，提前识别薄弱环节与风险点位，让潜在风险“看得见、算得清”。

　　最后，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调度与高效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中无风险地反复测试多种调度方案，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调蓄能力，系统自动筛选综合效益最优的方案并转化为具体调度指令，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物理世界的“防御力”。

　　气候在变，人和水的关系也得变。从“严防死守、寸步不让”走向“预判风险、留好出路、快速复原”，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更成熟的心态：用系统的韧性去对冲不确定的气候。未来的安全，终将不只在堤坝的高度上，更在城市应对冲击的那份从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