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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7版:前沿周刊·教育

浙江工业大学探索“教科人一体化”改革路径

破壁自有活水来

  ■ 本报记者 杨千莹 林婧 纪驭亚

  通讯员 吴赞儿 陈曼姣

  一位企业科学家,如何决定一名博士的培养方案?一位高校教师,为什么会把办公室搬进地方研究院?一项刚刚完成的科研成果,又怎样快速出现在生产线上?

  教育培养人才,科技催生创新,人才支撑产业。长期以来,相互关联“教科人”之间却又隔着一堵墙。当“教科人一体改革”不断推进,如何打破这堵无形的墙,便是摆在地方高校眼前的现实课题。

  作为浙江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专项试点单位主体之一,浙江工业大学尝试了多种解法:与白马湖实验室共建能源与碳中和科教融合学院,让企业向研究生提出“卡脖子”真问题;与数十家地方研究院合作,以成果互认打消人才在考核评价及编制方面的后顾之忧;设立专门岗位与部门,推进科研成果不断向产业一线转化……

  浙工大正在寻求各种办法,让教育、科技、人才三要素顺畅流通。

  挑战业界“卡脖子”难题

  浙工大能源与碳中和科教融合学院是浙工大探索“产业第一导师制度”最早的试验田。学院由浙工大与白马湖实验室共建,目前已连续两年招收专项联合培养研究生。白马湖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林文锋正是首批10位产业第一导师之一。

  6月中旬,参加完2026第二届中国氢能源无人机技术创新大会回到杭州后,林文锋马不停蹄地给学生们分享起行业最新动向,并调整、布置课题内容。

  从两年前入职白马湖实验室起,根据产业发展方向调整教学,已经成为林文锋的日常。

  从厦门大学到美国、德国、英国的相关单位从事科研,再到长期扎根产业一线,林文锋门下已经培养了三四十位博士生和更多的硕士生顺利毕业。对培养研究生这件事,林文锋并不陌生。可这一次,产业第一导师的身份却让他重新思考起这个问题。

  第一导师在学生的学业指导、科研训练及学位论文审核等方面,一般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研究生培养形成了一套固定模式:第一导师必须来自高校,产业导师更多只是实践指导、毕业答辩时参与把关,很少参与培养全过程。如今,浙工大率先探索的“产业第一导师制度”打破了这一惯例:它允许产业界高层次人才担任研究生第一导师,直接参与学生培养全过程,让企业从“用人者”变成“育人者”。

  “产业导师具有‘招生—培养—毕业’主导权,而不是挂名或随意上两节课。”浙工大发展规划处处长王建胜强调。

  “科学家研究规律,工程师创造价值。”在林文锋看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应处于同一条完整的产业创新链条上,只是过去的人才培养常常把他们分成了两个世界。作为一位具有化学到化工的跨界背景,并游走于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学者,他更深切地感受到科研人才培养面向产业一线的重要性。

  研究生们的课题,均来源于企业的“卡脖子”难题。连业内人士都觉得棘手的问题,高校里的研究生们该如何解决?

  林文锋为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问。“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大问题,我们会把它拆成很多子课题,每个研究生负责其中一部分。”

  博士生王振浩正在研究的课题,就属于这样拆分出的一个“零件”:贵金属铂基材料依然是目前最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催化材料,但成本高昂、稳定性不足仍是目前燃料电池商业化应用的主要障碍。导师林文锋划定出两个研究方向:一方面,通过显著提高单位铂载量的催化活性以降低铂的用量;另一方面,开发更便宜的非贵金属材料代替铂。

  “如何对铂基催化材料进行多金属原子掺杂改性,在提升催化活性与运行稳定性的同时,尽可能将铂调控至小团簇尺度,最大化贵金属铂的利用效率,降低成本,这正是我目前开展的研究课题。”王振浩解释。

  “产业第一导师可以通过开放电厂、氢能基地、储能产线、低温装备测试平台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实操,还可以将优秀学生直接推荐至产业公司,提前锁定优质人才。”白马湖实验室副总经理、浙工大能源与碳中和科教融合学院副院长郭妍说,产业导师熟悉工艺放大、行业标准、项目验收逻辑等内容,分配给学生的研究任务具备很大的转化价值。比如白马湖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方凯负责的团队不久前制造出了国产“超级冰箱”——液氦温区脉管制冷机,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由他带着学生们一步步打通。

  在这种培养模式下,研究生真正站到了产业创新链条的前端。与此同时,科研的介入也为行业问题解决带来全新视角。

  “如果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全程参与一家公司的问题解决,那么相比向外招聘,自己带出来的学生肯定更了解公司需要。”浙工大能源与碳中和科教融合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开元补充道:从企业角度来看,产业界参与人才培养、科研界反哺技术研发,不仅符合从业者的成长规律,也更符合产业的发展逻辑。

  同样的逻辑,还延伸到了本科阶段的培养。2025年,浙工大开设智慧能源创新实验班,实行本博贯通制,让各个行业名企全程参与教材编写、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设计等环节。

  去年9月的一天,来自这一实验班的2024级本科生陶文喆反复仔细检查邮件内容后,忐忑地按下了“发送”键。邮件的接收人,是能源与碳中和科教融合学院的教授潘军。他长期参与专注于光伏电池组件智能制造的行业龙头企业正泰新能合作。该实验班首届20位学生,不少人都希望能让潘军担任自己的导师。

  “不到半天,潘老师就回复愿意接收我。”陶文喆感到无比惊喜。这种获得感在后来的具体指导中显得更为真实。准备“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期间,陶文喆带着实验方案来到办公室,请导师“挑毛病”。潘军的耐心让他记忆犹新。

  “潘老师逐个给我讲解细节上如何调整,比如用旋涂法而不是刮涂法可以让膜更稳定、不容易碎。”陶文喆回忆,从实验工艺到产品应用,从数据采集到行业痛点,潘军给出的意见,一下把他从校园拉到了产业一线。

  一个选择打通两条路

  今年夏天,现任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智能信息系统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的刘羽西,即将迈向职业选择的下一个十字路口。

  像刘羽西一样的青年学者,似乎总在回答同一道选择题:一边是高校,工作稳定、体制成熟,但也代表着从零争取课题和资源、漫长的考核周期和逐年升高的考核难度,让人望而却步;另一边是新型研发机构,企业项目、科研经费、产业资源近在眼前,却正在探索一条长期、稳定的发展路径。

  三年前从澳大利亚回国后,她在家中不断查阅着猎头发来的信息:高校、大型医院、多地科研院所……最终,一封附着“双融计划”压缩包的邮件引起了她的注意。

  2022年,浙工大依托地方研究院等科研合作单位,设置了一批“双融计划”特聘研究员岗位。该计划以地方实体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为人事聘用主体,以学院、研究院等二级单位为用人主体,对科研学者实行双聘制。

  密密麻麻的政策介绍中,一条“回流承诺”让她眼前一亮:青年科研人员首先进入地方研究院开展科研工作,享受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策、科研条件和产业资源,三年期满考核通过后,人才可自主选择进入浙工大任教、留在研究院或加入合作企业。

  在学术道路上,刘羽西做过许多出人意料的选择:本科研究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研究方向却转向了物理学;曾研究构建类脑器官模型,最终却在危急重症的智能监护与辅助决策临床研究领域扎下根;留学海外得到在悉尼大学的工作机会,却决定回国重新开始……

  而这一次,她惊喜地发现,一个选择,可以同时打通做学术、搞产业两条路。

  2023年夏天,刘羽西加入莫干山研究院和浙工大信息工程学院方路平教授团队,聚焦ICU智能监护平台研发,成果已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多家医院试点应用。

  “高校青年教师在工作初期非常需要得到指导和支持。”刘羽西告诉记者,研究院和高校两方平台能提供不同角度的支持:学校提供设备、平台等,研究院提供资金、企业对接等。这正是“双融计划”当初最吸引她的地方。

  这种流动,也正是浙工大希望建立的新生态。

  长期以来,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始终存在着看不见的墙。“青年教师到研究院做科研,业绩学校认不认?职称评价如何计算?成果归属上谁是第一单位?”王建胜说,不同单位有着不同的评价体系,不少科研人员因此顾虑重重,担心“两头都干,两头都不算”。

  “人才在原单位的工作和考核结果,也可以同步到新单位。”王建胜说,为了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浙工大对校地双方共同承担项目、共同取得成果实行互认,在岗位聘任、薪酬待遇等方面建立衔接机制。“过去,高校‘抢人才’、平台‘引人才’,更多是对人才归属权的竞争;如今,我们则希望争取更多‘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人才。”

  这一理念也正在延伸到更多的人才培养实践中。浙工大在全校6个学院设立人才专员,协调校地人才合作;校企共同组建人才培养委员会,让企业从培养方案制定开始就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与杭州富阳区联合发起高校、企业、地方政府三方联动的专硕联合培养机制。“我们要争取引进更多人才,也培养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人才。”王建胜说。

  扎根实验室与车间

  太阳渐渐下山,莫干山地信实验室的灯还亮着。师帅一独自面对电脑屏幕,敲击键盘,查看一串串数据流的“健康”状况——这是他开启博士后科研工作的时刻。

  师帅一是浙工大与莫干山地信实验室联合培养的博士后。“这里薪资待遇更好,更重要的是,新实验室处于发展上升期,项目机会多,对我而言是难得的上升窗口。”2025年4月,他从原单位来到实验室。

  他的博士后研究课题,关乎一个宏大的命题——时空信息如何赋能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他引入GEOS-Chem大气化学传输模型,模拟区域大气污染物的吸收与净化能力,并将其换算为生态经济价值,完成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定量核算。这不仅是学术前沿话题,更是绿色发展的实际需求。

  硬件算力是研究成本的最大制约因素。“普通笔记本跑一套完整数据可能耗时一年,必须依靠高性能工作站。”他苦笑道,“很可能没等完整结果出来,我就博士后出站了。好在,实验室提供了这样的算力支持。”

  另一方面,研究的验证数据难觅。师帅一在开题时就收获了“好运”:一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向他提供了2021年安吉县GEP核算报告。他将自己模拟的2025年太湖流域数据与之对比——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颗粒物净化总量等数值量级高度接近。“这证明模型核算思路可行。”

  不仅如此,浙工大地理信息学院(时空智能学院)学术院长陈曦团队正在研发GEP核算智能系统。师帅一的大气模拟模块未来有望嵌入其中,形成联合研究。与此同时,浙工大联合博士后的身份还让他获得国家级、省级项目申报渠道与配套资源,学校的人事老师、实验室的人事专员还会一对一提醒他项目申报,并鼓励他参加行业论坛和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在师帅一身上,学校与实验室的合作是一场生动的实践:人才共育带来成果流动,资源共享催生双向赋能。“双方联合培养博士后已形成多主体联合引才、科研攻坚期联合培养、成熟期双向自主择业的标准化模式。”浙工大地理信息学院(时空智能学院)党总支书记余昶告诉记者,实验室提供充足科研经费,高校输出师资联合带教,湖州德清政府保障人才安居,多方共赢的生动局面就此形成。目前双方已联合招收2名博士后,今年还有3位企业博士后计划入站。

  一只脚踩在实验室,一只脚踩在车间的浙工大机械工程学院执行院长谭大鹏也同样践行着朴素的行动哲学。过去一年多,他走访了300余家企业,“转化做得好的根基在于了解产业的真正需求。”

  今年3月,2026亚洲3D打印、增材制造展览会上,专注于三维视觉数字化领域的科技公司思看科技的展台挤满了人,观众们排着队轮流端详高精度掌上三维扫描仪。这也是谭大鹏团队与思看科技长期合作的一项成果——三维高精度测量,主要应用于工业检测、逆向工程及测绘等领域。比如在飞机制造过程中,对于涡轮叶片、复杂曲面等隐蔽“死角”,传统接触式检测要么测不到,要么伤工件。而双方合作研发的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能够以非接触、无损伤的方式,在几分钟内获取精准三维数据,并在三维软件中生成三维模型,大大降低人力成本。去年,这项技术服务助力思看科技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成果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是浙工大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多年积累的制度根基。“浙工大居全国高校转化排行榜前十,其中机械工程学院一个学院就贡献了相当多。”谭大鹏毫不掩饰自豪。

  在他看来,核心举措可以被概括为“提升一级”——在教师考核中,增加省部级项目的权重,“让成果转化在职称评审、岗位考核等方面体现更多的比重,引导教师去转化成果。”

  这些发生在浙工大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生动的缩影:教育的课堂不再囿于校园围墙,科研的选题不再远离产业需求,人才的成长不再局限于单一轨道。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新生态正在快速构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