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佳

　　共享联盟·绍兴 王宏超

　　最近，绍兴迎恩门风情水街新开的绍兴状元文化馆火了。馆内专设李慈铭展区，让这位以“毒舌”闻名的晚清越中名士，在老家又扬眉吐气了一回。

　　李慈铭这名字听着陌生，来头可不小。他生于会稽西郭霞川村，现迎恩门风情水街一带。若生活在今天，他绝对是热搜榜上的常客，可以套用当下的梗来介绍：别问我是谁，问就是蔡元培的恩师、晚清文坛最爱“骂人”的“大V”。

　　他最出名的作品，就是用40年写就的《越缦堂日记》——被学界奉为“晚清百科全书”。除了详细记录了朝野见闻、经史札记、古物考据等，书中还有密集犀利的“毒评”，那股不吐不快的“刺头”劲儿，历经百年依然滚烫带感。

　　“毒舌”锐评出圈

　　绍兴被誉为“名士之乡”，历史上走出了27名状元、2000多名进士。李慈铭先后历经了11次乡试、7次会试，直至50岁才在殿试中登进士。虽有些大器晚成，但当时全国约3.6亿人口，当年只取330余名进士，能跻身其列，已属出类拔萃。

　　别看李慈铭事业起步晚，却靠着一支“爱骂人”的硬笔，在晚清的北京城火出了圈。《清史稿》评价他“性狷介，又口多雌黄”，翻译过来就是：性格孤傲，嘴巴很毒。

　　白天，他是默默无闻的户部小官；可一到晚上，他回家摊开日记本，就切换成了“毒舌评论家”。上到朝廷尚书，下到同乡小官，甚至连师友亲戚都免不了被他“文字暴击”。

　　清末文坛盛行写日记，作为博览群书的“书痴”，他每读一本，都会在日记里留下读书心得见解，虽言辞苛刻，却往往一针见血。李贽、唐寅、袁枚等文坛大家，亦在他的批评之列。他甚至评价白居易写诗“终觉冗长，音律亦松滑”，虽然朗朗上口，但太啰唆，不及杜甫有节奏感。像《上阳白发人》这样的名篇，在他看来都有凑字数的嫌疑。

　　但李慈铭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真遇到神来之笔，他也从不吝啬称赞。如白居易写宫女孤独的“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还有劝皇帝关心农事的“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他都大加赞赏。特别是“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这句，他直呼这才是大作家的手笔。

　　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他对新学的判断上。初读冯桂芬倡言重视西学的《显志堂集》时，李慈铭一脸嫌弃，痛批冯桂芬文章写得烂，叙事拖沓、根底浅薄，也就写写公文还凑合。可十几天后，或许是冷静下来仔细琢磨，李慈铭忍不住补了一句，大意为：但他写时政、讲改革的文章，那是真通透，对本朝利弊门儿清，是本有用之书。可见他并非一味守旧，字里行间，恰恰透露出一个旧式士人身处新旧思潮之间的敏感与挣扎。

　　这般“毒舌”功力，连向来眼光挑剔、说话刻薄的钱钟书都自叹不如。在《复堂日记续录序》中，钱钟书评价他：“李生小心精洁，匪唯摭华，颇寻厥根，自负能本末兼该之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大意是说李慈铭治学精细，凡事追根究底，自视极高。

　　主动晒出“黑料”

　　不过，李慈铭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还不只是敢骂，而是他连自己的不体面，也一并写进了日记。

　　一方面，他确实疾恶如仇，言辞犀利。光绪三年，京城米价翻了近一倍，灾民遍地。他在日记里痛斥：老百姓快饿死了！可当官的呢？一个个醉生梦死，只知道钻营关系、吃喝嫖赌！

　　他还实名举报高官孙楫和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人的劣迹，结果朝廷查办时，把关键内容全删了。他气得大骂：“上下相蒙，朋比欺诈，深堪发指。”

　　可另一方面，他并不总是那样无所顾忌。记录朝廷新闻时，李慈铭有时会直接抄官方通报，有学者调侃，这是怕将来被皇帝看到，提前给自己留个“清白证据”。这说明他并非全然不知趋避，也并非时时都拿自己去硬碰。

　　更耐人寻味的是，李慈铭虽然骨子里清高，看不惯官场贪腐陋习，却又迫于生计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他跟直隶总督李鸿章走得很近，长期主持天津问津书院。他在户部的正式工资不多，但兼职当书院院长一年能多赚几百两银子。为此，他经常向户部“请假”，其日记中“乞假”“给假”等记载频频出现。

　　他还利用人脉帮人跑官，从中牟利。比如他在日记中记载，他帮表兄弟运作，成功谋得广西知县一职，事后收了中秋“过节费”和五十两银票；又帮江苏的杨庭谋得县令职位，对方当晚专程来答谢。这些不光彩的细节，他并不遮掩，照样大大方方写在日记里，供时人传看。

　　这种近乎“双标”的矛盾，并不只是性格使然，背后其实也有很深的现实压力。李慈铭自幼聪颖过人，但乡试屡不中；早年进京捐官又遭人欺骗，后来母亲忍痛变卖田产，才帮他谋得小小京官。他在北京不但要生活，还要积极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日子过得很拮据。

　　从秀才考到进士，他历经了四朝皇帝。为此，他还专门刻了枚履历闲章自嘲：“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在这样的处境下，日记成了他的“泄压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痛恨污浊，又不得不在污浊中谋生；也正因此，他的“狷介”并不只是一种性格底色，更是失意、清高与生存压力交织后的产物。

　　越文化“代言人”

　　《越缦堂日记》写了整整40年，手稿摞起来比人还高，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首。

　　这日记有多火呢？清同治、光绪年间学界曾流行着一句话：“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李慈铭在世时，其日记就被士友广泛传抄；到了民国，日记影印出版后迅速引起轰动，胡适、鲁迅、张元济等大批学人争着一睹为快。

　　同为绍兴老乡的鲁迅，对这位前辈格外关注。民国元年，鲁迅特地跑了一趟琉璃厂，花四角淘回《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虽嫌刊物平平无奇，只因那期登载了《越缦堂日记》，他便毫不犹豫地买下，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1926年，鲁迅写《马上日记》时，谈到自己为什么要用日记体时，专门提及李慈铭以日记为著述：上到朝廷规章，中到学术研究，下到邻里吵架，全都记录在里面。这份敢说敢写的精神，对鲁迅显然也有所启发。

　　胡适也是李慈铭的“迷弟”。1921年春，胡适读至《越缦堂日记》第三册，坦言这是他重拾日记的重要原因。同年5月，他被繁杂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感叹古往今来能坚持四十年、把日记写到这个境界的人，少之又少。

　　第二年，胡适卧病期间重读此书，越读越觉得惊艳，认为李慈铭的读书见解精深，记时事更是厉害。胡适在日记里举例说，书中详录胡雪岩阜康银号倒闭一案，还牵出了许多秘闻，是填补正史空白的“狠料”。

　　蔡元培敬重其学问，称李慈铭为“旧文学的殿军”。李慈铭也赏识蔡元培，两人来往密切，亦师亦友。1919年，得知李慈铭家人准备变卖包括《越缦堂日记》手稿在内的全部藏书，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牵头奔走，亲自撰写募资信、统筹出版事宜，联合多位人士集资，最终影印出版51册《越缦堂日记》，1936年又增补推出13册，让这位名士的学问与风骨传之后世。

　　学人们的推崇，证明了这部日记的影响力；李慈铭本人的学术积累，更证明了他绝不只是一个“会骂人的人”。李慈铭深耕训诂、校勘、金石这些冷门绝学，潜心研究《史记》《汉书》等史书，逐条勘误纠错，留下30卷史学成果。他还编撰《越中先贤祠目》，收录220余位越地先贤，写尽越地人文山水，堪称越文化“代言人”。

　　如今的迎恩门风情水街，修建起越缦路、越缦桥，游人往来如织。桥下流水，如他当年笔尖的墨水般潺潺不息。他留下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依然鲜艳真实、灼人眼眸，沉淀为越地文脉中一抹坚硬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