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林婧 竺佳

　　宁波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我们和3位穿白色T恤、背后印着“宁大先锋”字样的00后大学生挤在一排蓝色座椅上。

　　宁波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大二学生黄咏心打开手机，指尖轻轻滑动，将行程表又看了一遍：文档里“杭州”等地点被加粗标黄，旁边还备注了时间，那是我们即将拜访的老战士所在地。这是宁波大学“九秩寻征·薪声永续”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连续出发的第8年。从2019年夏天开始，一届又一届宁大学子先后走访了上百位长征亲历者、新四军老战士及其直系后代。

　　广播里响起检票提示音，我们起身，汇入闸机前长长的队伍。望着身旁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们遥想，许多年前，那群年轻人是不是也背着简单的行囊从浙东出发，为了理想踏上漫漫征途……如今，踏上寻访之路的年轻人，循着旧日足迹，记录下那些岁月深处陌生的名字，触摸那抹从未褪色的红。

　　98岁老人，和我们是新闻同行

　　我们走进杭州郊区一家疗养院，在服务台前咨询护士时，有人询问：“郑老师是吧？”带队老师郑善庆转过头，问话者是一位女士，她是我们此行拜访对象乐子型的女儿乐甄。她朝我们招招手，又侧身向一旁的屋里说：“爸爸，他们来看你了。”

　　轮椅上的老人98岁了，意识清晰但口不能言。他笑着朝门口看过来，目光从我们脸上依次滑过，嘴唇微微动了动。乐甄凑近他耳边补充道：“是宁波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来听听你的故事。”老人微微点了点头，发出几声“嗯”，算是回应。“之前他正在看报呢，你们还是同行。”乐甄直起身，朝我们笑笑，开始讲述父亲的故事：

　　1943年，少年乐子型参军，被分到浙东游击纵队办《浙东简讯》。1945年抗战胜利，大部队北撤，乐子型和一部分战友留在四明山隐蔽，坚持宣传、收发报。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只能在山上搭茅草棚落脚。白天不敢生火，只能在夜里焖着小火煮点东西。偶尔抓到山鼠，剥皮烤了，算是改善生活。

　　“他们还乐观地管茅草棚叫‘公馆’。”乐甄缓缓讲述。黄咏心坐在我们旁边，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攥出一道道褶痕……后来她告诉我们，当时听得十分感动，眼泪一度在眼眶里打转。“他那时候才多大呀，”她声音低下去，“在山里躲了那么多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解放后，乐子型在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档案馆等多个单位任职，大半辈子都在跟档案和文史打交道，直到90岁那年，觉得看书吃力了才决定将攒了几十年的工作笔记和藏书全部捐赠。

　　“我当时还不太理解，问他这些私人物品为什么要上交。”乐甄还记得当时父亲告诉她，这些东西虽然是他的笔记，可记的全是省里曾经的公务、党史的实情。后世要研究党史、查证历史，都需要这些第一手材料。我们和黄咏心对视一眼——他说的后世，就包括了我们。

　　意犹未尽，我们听得忘了时间

　　第二站，我们驱车赶往杭州城郊的另一所疗养院，拜访98岁的郝龙清——老人穿着一身草绿色旧军装，胸前别了大大小小十几枚奖章，让人眼前一亮。

　　他指着胸前一枚不起眼的红色奖章，说起了当年的事。那是人民空军首批“三手奖章”——轰炸、射击、驾驶三项技术能手，他一个人全拿下来了。说着，他从面前一摞黑白照片、泛黄的书信、宣讲手稿等物件中拿出一枚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颁发的纪念奖章，塞进郑善庆手中：“用来教育年轻人，很有意义。”

　　郑善庆接过奖章，小心地捧在手心。他告诉我们，团队在进行访谈的同时，同步对接新四军研究会的党史专家进行史实考证，并征集、登记老照片、战时家书、军功章等民间红色实物史料。这是第二次拜访郝龙清，上一次老人约定将奖章捐赠给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红色展览馆。

　　郝龙清的热情也触动了郑善庆，他回忆起自己走上采集老战士口述史料这条路的缘由。那是2018年，他去一家疗养院慰问时，遇到一位90多岁的老人。老人当年专门为浙东革命根据地传递情报，得知郑善庆是研究党史的，便紧紧拉住他，断断续续地聊起往事。说着说着，他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当年的战友大多已经走了。“说到动情处他老泪纵横，我当时特别感动。从那以后，我就萌生了为此做点实事的想法。”

　　郝龙清也讲起了自己参军的经历。第一次想参军因为年纪小被刷下来，后来终于穿上军装，一路从解放战争打到了抗美援朝。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说到炮弹落下来有多大、火力有多猛，双手比划着，脸上的皱纹跟着动作舒展开来。他说得停不下来，我们也听得忘了时间。

　　直到护士上前提醒到了休息时间，郝龙清还意犹未尽。临别时，他拿出一盒巧克力，一颗一颗挨个塞到每个人手里，“你们好好研究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我们一一应着，嘱咐他保重身体，约定下次再来。

　　电梯门快要合上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了一眼。郝龙清挺直了背，步子稳健地往回走，背影看着竟还有几分当年的架势。

　　采访结束，开启繁琐整理工作

　　采访结束，对于黄咏心等人来说，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摊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将白天走访的录音文件拖进软件，等识别完成再仔细核对，“先整理录音文字，再润色成规范书面稿，最终要汇编成红色访谈集。”

　　有人戴着耳机反复倒回去听某句话里模糊的人名，有人趴在桌上对着采访本补记白天来不及写下的细节，键盘敲击声、耳机里隐隐露出的老人说话声、同学们偶尔的轻声交谈，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混在一起。

　　“当初为什么加入这个团队？”我们问。黄咏心想了想，说起大一时郑善庆布置的一道作业——采访家里50年代左右出生的长辈，听他们讲讲过去的事。那时候，她才第一次发现，课本中叙述的年月，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半辈子的跌宕起伏，“采访后才知道，这些老人都历经了无数苦难，每个人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坐在对面的宁波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大二学生汪品妤补充道：“以前只在历史书上看过相关内容。现在觉得那些文字后面站着活生生的人。”

　　团队为每位老战士都单独拍摄访谈视频，同时收集他们留存的第一手史料。“我们搭建了专属口述史料电子档案库，依托采访素材制作红色访谈纪实视频，以数字化手段抢救、保护民间红色记忆与实物史料。”郑善庆说，团队还对部分老战士留存的手写日记进行整理、录入、校对，并联系出版社争取正式出版。

　　黄咏心和汪品妤则琢磨着另一种留存方式，她们打算依托这些素材参加大学生竞赛——红色纪录片、红色文创等相关作品，都是她们想做的方向。“暑假先由我们几个推进，后续还要吸纳其他学院的同学。视频剪辑、绘本创作得找美术和新闻传播专业的同学加入。”黄咏心说着，又转向汪品妤，讨论起什么样的文创产品年轻人愿意买单，比如徽章、明信片……两个人越说越细。

　　我们坐在一旁听她们聊这些计划，忽然觉得，一段历史，在她们手里正从老人的口述变成视频画面，从笔记文字变成图案线条……或许将来还会变成帆布包上的一枚小小图样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