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侃

　　2026年7月1日12时05分，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7层，商户负责人严某翻越栏杆，纵身跃下。公安部门排除刑事案件。

　　近日，官方通报还原了悲剧背后的商业纠葛：严某所在公司自2013年入驻赛格经营，2020年店庆活动期间存在违约套券行为。商场要求支付1154.6万元违约金，分批从货款中扣除。调查发现，商场事前未明确核算标准、事后单方认定违约金基数，第三方审计推算最大可能违约金额仅约289.92万元。租约到期后，商场在未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不再续约。通报明确指出，1154.6万元违约金“过高”。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条生命的骤然消逝。我们追问的，不应止于个案正义，这更是一个制度性命题：诸如商场这样的平台型商业主体，在长期经营中是否已形成某种支配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又该如何纳入法治轨道？

　　赛格国际购物中心是典型的线下实体商业平台，它连接商户与消费者，通过提供空间、汇聚客流、统一运营而获利。凭借地段优势与客流积累，平台在事实上承担了规则制定、违规认定等多重角色，对入驻商户形成很强的影响力。

　　从法理上分析，基于合同的当事人权利，本质上是请求权，权利人只能请求对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权利的实现依赖对方的配合，边界由合意划定。然而，当商场对商户形成单方强制性管控时，其行使的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请求权，而带有某种支配性特征，指向单方改变他方法律地位的能力。以此观察赛格事件，商场单方定规、单方认定、单方解约的行为模式，在法律结构上更接近权力。

　　一切似乎都披着“契约自由”的外衣。违约金有“书面确认”，不续约有“合同约定”。但是，入驻协议、奖惩规则，多为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商户的实际议价空间极为有限。契约自由的生命力，以双方议价能力的基本对等为前提；当平等不复存在，形式上的合意便难以承载实质上的公正。

　　现行法律框架面对这种结构性不对等，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回应。平台权力并非来自法律授权，而是由市场地位所支撑的事实性影响力。《民法典》注重个别交易的公平，反垄断法关注市场竞争秩序，但对于平台在日常经营中对商户形成的持续性支配力量，尚无专门的制度安排。司法救济的大门虽始终敞开，但诉讼周期、成本以及对经营的影响，对中小商户而言仍是难以逾越的门槛。

　　无制约的权力必生扩张，无救济的权利必成空文。当一个商业平台能够凭借其市场地位，支配性地决定商户的存续与负担，我们就有必要追问：是否应当建立更加系统的控权机制与救济机制？

　　规范平台权力，或可从以下方向入手。在控权层面，可强化对格式合同的合规审查，探索统一违约金核定标准，对重大处置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与商户申辩程序。在救济层面，可进一步畅通中小商户的维权渠道，降低商事调解与仲裁的门槛，使纠纷能够在早期得到更为高效的处理。数字化时代，平台有能力借助算法与数据形成更强大的管控方式，尤其值得监管部门持续关注。

　　赛格事件是一记警钟，当我们谈论契约自由时，不应忘记其背后的前提是双方力量的相对均衡。唯有通过制度建设，将平台运行中的支配性力量纳入法治轨道，才能让契约回归其平等协商的本义，让每一个市场主体，无论其规模大小，都能在法治的庇护下安心经营。

　　这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中一份需要持续作答的考卷。

　　（作者系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