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李娇俨

　　文章合为时而著。伴随生活环境的变化，今天的文学创作生产与传播方式，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展现出新的可能。

　　当下，写作者们如何看待文学面临的时代巨变？他们又该如何在这场巨变中，让文学“始终在场”？

　　作为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重点活动之一，西湖文学院名家对话活动7月24日在杭州举行，邀请一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学者齐聚书博会现场，以思想交锋与个体感受，回应这一文学写作者们必答的时代命题。

　　文学不能空转

　　只有敢于直面时代、承认危机的写作者，才能合力让文学突破困境。

　　“毋庸讳言，我们的文学现在面临严峻的危机，甚至可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危机。”没有逃避现实，也没有标榜精英主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湖文学院召集人李敬泽直言不讳。

　　当下，消遣形式纷繁多元，阅读需要长时间专注力，让文学失去了一部分人群；扑面而来的信息洪流，又让人们反诘“文学与我何干”“文学有何用”……

　　何以破局？越是混沌弥漫，洞穿它的光越是锐利。越是变化纷繁，也越有一些东西恒定不变。

　　刘震云去年底推出的新作《咸的玩笑》至今热度不减。该书讲的是一个县城小人物荒诞而狼狈的人生，豆瓣上超过1.5万名读者打出了8.4分的高分，有人替故事里的人委屈，有人大哭一场，因为从书中看到了自己。扉页一句“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犹如点睛之笔，将所有哭笑不得转化为深沉的共情。

　　为这本书“欲罢不能，百感交集”的，还包括李敬泽。他思考：也许破局的关键并非取决于跌宕的故事情节或是美妙的修辞，而是写作者们能否发明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语法——“一种情感生活和生命中最基础、最具根基性的逻辑”。

　　“文学在时代的巨变中不能空转。”李敬泽警示道。

　　回顾历史，文学是有可能空转的。

　　先锋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应势而动，推崇叙事实验、文字游戏，掀起一股文学形式革新的旋风，又在短短几年间遁入沉寂。评论家们直指：“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作品中几乎读不出80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形式的空转”。

　　再后来，步入21世纪，“个性化写作”的提倡又给文坛引来了另一种“孤芳自赏”的争议。当年，作家韩少功撰文指出：小说写作把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早已熟知腻味的内容，再拿来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地炒一遍，无疑是“叙事的空转”。

　　如何让文学规避“空转”？关键在于坚定地向广阔而真实的生活走去。

　　向生活问道

　　近年来，王计兵、陈年喜、陈慧等一众不在主流文学圈的写作者纷纷涌现，新大众文艺兴起、破圈，展现出大众共情的爆发力。

　　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文学的“人口基数”变了。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看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普及，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读写能力、能够进行创作表达的人群；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大规模地“白领化”，而是进入到不同的行业，累积了丰富的创作主题和素材；与此同时，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传播的载体和工具，壮大了群体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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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些只是“条件”。真正的根源在于他们懂得普通人的生活。

　　书博会启幕前几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诗人”王计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荣获诗歌奖。得知他在获奖的前一天还在送外卖，有媒体追问：“现在你怎么还有时间干这个？”

　　“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知道自己是谁。”王计兵朴实的回答直击人心。

　　好的文学作品，光靠写作的技巧或隔岸观火的一点点同情是难以打动人心的。

　　王计兵是被广大读者选出来的“发声者”。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点评，王计兵诗歌中最动人的力量，来源于其“活生生的、毛茸茸的、有质感的肉身经验”。这种切实的生活体验，才得以凝炼那句对“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朴素而真挚的礼赞——“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一个事实是：文学创作已经逐步挣脱圈层化和专业化的束缚，进入到“人人皆可写作”的时代。这是文学迎来的时代机遇，也敦促着专业写作者们向生活问道。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包括财富在内的许多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精神容易陷入混沌。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敏的最新作品《此时此刻》探讨的就是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忽然跌入命运谷底的人该如何处置“失去”的问题——这是源自生活的选题之道。

　　凭借乡村振兴题材作品《宝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乔叶，则庆幸自己用了七八年时间来“跑村”和“泡村”获取的素材积累，让她规避了许多“想当然”的陷阱。例如，她坦言，如果只坐在书斋，自己是根本不知道建村史馆这样“顺理成章”“大有裨益”的事情居然会困难重重，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办法之一竟然只不过是给村民颁发一纸捐赠荣誉——这是尊重生活的求真之道。

　　……

　　他们的讲述都揭示了一个真相：生活才是文学的源泉。

　　转换视角，拥抱科技

　　当AI席卷各行各业时，文学的话题也难免向此延伸。

　　近日，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刚澄清了“AI写作误解”后不久，“英联邦短篇小说奖”的一位获奖者又被网友质疑是AI代笔；国内一个二次元网文平台上架的一部小说三天更新39万字，很快被发现完全由AI生成内容，愤怒的用户纷纷开始上传AI小说。

　　种种新闻指向另一个时代之问：当AI可以轻易渗透写作，文学何以坚守、何以自处？

　　年轻的写作者也向台上前辈们抛去困惑：“科技将如何改变写作？”

　　鲁敏毫不怀疑，基于海量数据，AI会写出最稳妥的表达、最安全的逻辑、最被广泛接受的情感模式的“完美作品”。

　　“但我们要读的是完美的作品吗？那些流传百世的作品，都是完美的吗？”她的反问便是表态。鲁敏还注意到《爱乐之城》十周年纪念海报上，男主角高斯林原本平摆的手掌被技术修改成了和女主角角度一样的“翘翘手”。和谐的画面却迎来许多影迷的摇头，说“不如原版”“没有人味”“明明两个不同的人才会互补、才能在一起”——这何尝不代表了读者们的态度。

　　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石一枫则更具建设性地认为，与其惧怕AI，不如换个角度看问题：“科技发展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为文学提供了新的故事母题和切入点，作家应关注这些变化以把握时代本质。”

　　的确，巨变时代，往往是文学出精品的时刻。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类对战争、文明和人性的认知，这种巨大的精神冲击催生了《西线无战事》《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一批反思战争、追问存在意义的文学经典；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下，作家们也不再仅仅描摹田园牧歌，创作了《艰难时世》《南方与北方》等一批直面社会剧变、深刻反思工业化影响的代表作。

　　这意味着文学所拥抱的科技不只是技术本身，更是以一种科技观的视角，去发现、去追问那些被科技所重塑的人与事。

　　探讨在科技与文学的交融中画上了句号。但在“AI取代论”的焦虑声浪中，这更像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破折号——等待着文学为这个时代变与不变的世事与人心，写下新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