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静 杨群

　　开元十四年（726年）夏秋之际，扬州码头的一叶扁舟载着一位青年诗人，劈开江南的烟水而去。

　　他叫李白，离开苦读多年的巴蜀之地不过两年，袖中还藏着剑气与未干的诗稿。他经会稽，入剡溪，“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这场在天姥山的壮游，也许不过三五日光景，却像一颗火种灼在李白的心口。许多年后，长安城的朱门在他面前合拢。被“赐金放还”后，失意的李白回到山东。缠绵病榻时，半梦半醒间，他竟又听见天姥山的松涛如潮涌来：虎鼓瑟，鸾回车，霓衣风马踏云而下，仙人列队如星垂海面。一觉醒来，他有所顿悟，提笔如提剑，挥就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篇“神作”。

　　度镜湖，至剡溪，登天姥山……李白诗中写的，正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时，诗人游览浙东有一条“黄金路线”——经隋唐大运河抵杭州，自西兴渡口登舟，沿浙东运河至绍兴，转上虞入曹娥江，再溯剡溪而上，直抵天台、四明。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胡可先告诉记者，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唐代行旅浙东的诗人为450余位，留存的相关诗作达2600多首。沿着这条诗意的文脉，便可直抵繁花似锦的盛唐。

　　1300年后，记者重走此路，仿佛与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群星“同游”，去感受传承千年的文化气韵。

　　入梦

　　一溪清流，千首诗篇

　　寻访的第一站，从剡溪开始。它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水路干线，虽只是一条山间溪流，却是山水人文的双重枢纽。

　　清流见底，山崖依旧，草木如昨。我们在蜿蜒的剡溪中踏歌而行，脑海中浮现出唐代名家流连于溪间的景象。

　　李白曾数度入剡，“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让剡溪名满天下；杜甫20岁漫游吴越，直至晚年仍对剡溪念念不忘，“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还有白居易、元稹、孟浩然、刘禹锡、宋之问……这些名家都游览过剡溪，《全唐诗》中咏剡的唐诗更是多达千余首。

　　从剡溪口沿着盘山绿道往上走，就到了嶀浦亭。“古剡溪口码头就在嶀浦村滨水广场，当年诗人们大约都会经过这里。”胡可先说。

　　“唐诗之路”这个概念，也与剡溪有着深厚的渊源。

　　1991年，在“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身穿蓝涤卡、脚蹬黑布鞋的新昌学者竺岳兵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剡溪——唐诗之路》，“唐诗之路”这一概念首次在学术界被正式提出，并迅速获得共识。1993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正式采用“浙东唐诗之路”这一名称。

　　此前，竺岳兵在研读《全唐诗》时发现，有450余位唐代诗人到过浙东地区，占《全唐诗》中诗人的五分之一，留下1500多首诗篇。伴随着2019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的成立，唐诗之路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对于“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也更为系统、全面。

　　“数十年来学界对唐诗之路的探查视野逐渐扩大，统计数据也随之刷新，目前发现留存的相关诗作已增至2600多首。”胡可先说，唐代浙东统辖七州——越州、婺州、明州、温州、台州、衢州、处州，其疆域尽在今浙江省境内，而受当时研究条件所限，竺岳兵先生当年重点考查了越州、台州等四州核心区域，尚有三州未及深研，因而早期统计的1500多首尚未涵括全域。

　　自古以来，浙东既以奇山异水驰名海内，又以人文遗迹享誉世间。当年李白、杜甫等人扬帆游浙，吸引他们的既是天姥、赤城、剡溪的山色湖光，也是勾践、范蠡、严光的余风遗烈。正如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所说，今天的“唐诗之路”也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两方面的意义，游者至此，定可获得山水美景与唐诗景韵的双重审美享受。

　　朝圣

　　一座山如何成“顶流”

　　沿剡溪向南纵深，便抵达天台山。

　　山上的石梁飞瀑是诗人钟爱的打卡地，唐诗多以“石桥”称之。孟浩然写“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张祜惊呼“石梁屹横架，万仞青壁竖”，方干听见“直是银河分派落”，说的都是这儿。

　　拾级而上，只见一道长约七米的天然巨石横跨两崖，梁面最窄处不足一尺，形如苍龙耸脊。瀑布倾泻而下，激起一片云烟。地质学家视其为极为罕见的“花岗岩天生桥”，堪称天地造化的神来之笔。

　　在天台山南麓，国清寺的赭黄墙隐于古木间，隋塔静静矗立。晚唐皮日休写过“十里松门国清路”，陆龟蒙记有“松间石上定僧寒”。那时候，这里便是诗人安顿身心之所。

　　在胡可先看来，盛唐的浙东，是一条被诗行铺就的精神朝圣之路，其“高潮”就在天台山：“这源于孙绰的辞赋、谢灵运的足迹、天台宗的创立，以及司马承祯的归隐——它们共同构建了一座宗教与精神的圣山。”

　　盛唐诗人“涌向”天台山的心理动因，核心是“追星”。

　　东晋孙绰作《游天台山赋》，开篇即叹“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将悬岩、峭壁、飞瀑、幽谷的精妙尽数道来，堪称最早的“天台旅游推介文”。随后，谢灵运开辟“谢公径”，登临天台。作为山水诗鼻祖，他开启了浙东山水书写的先声。李白诗中写道“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皆是对这位前辈的致敬。

　　而被誉为“三代帝师”的司马承祯坚持归隐天台，使得天台山成为士人心中兼具精神高标与仕进想象的文化符号。

　　开元十三年（725年），25岁的李白在江陵（今湖北荆州）邂逅了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赞赏青年李白有仙风道骨，李白深受鼓舞，就写了《大鹏遇希有鸟赋》（后世多作《大鹏赋》）来自我激励。次年夏秋之际，李白初游天台，意在追随司马承祯，也希求在漫游中结交友朋、延揽声誉，实现仕进理想。可惜，当时他未能如愿与司马承祯相见。

　　司马承祯的交际圈阵容豪华，除了李白之外，还有王维、孟浩然、贺知章等名家。他们连同陈子昂等人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仙宗十友”。司马承祯“入天台”如巨石投水，激起文人“游天台”的千重涟漪，共奏一曲“扬天台”的交响。

　　盛唐的浙东诗路，不只是一条地理线路或文学现象，而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道独特的精神印记。它见证了士人从朝堂走向山野的审美转向，也将个人的宦海沉浮、求道之志与隐逸之趣，一同沉淀于山水之间，熔炼成独特的文明意象。

　　千年后，游人循着古人的打卡攻略而来。在毗邻天台山大瀑布的天台山诗路文化数字馆内，VR与数字互动交织成可触可感的梦境。石梁镇上，云雾茶非遗陈列馆里飘出阵阵茶香，太白酒家的菜单上嵌入诗句。这座山，既有“仙气”，也有“烟火气”。

　　唱和

　　大唐朋友圈的山水清音

　　浙东自古繁荣，文化交流十分活跃。而诗人之间的唱和赠答，是浙东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形式。

　　805年，一场跨越国界的“欢送会”在台州上演：日本僧人最澄学成归国，台州刺史陆淳领衔，当地官员集体赋诗饯别。

　　这些诗作中，既有惜别之情，亦有对佛法传播的期许。最澄带回日本的除了大量经疏、佛画、书法名品拓本和名僧墨迹等，还有后来种于比睿山麓的茶籽。“天台宗后来在中国渐衰，在日本却通过最澄这一支扎下了根。”胡可先告诉记者，“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场送别，早已超越文学与宗教，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

　　中唐的“元白”更堪称浙东社交圈的顶流。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次年，元稹出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二人得以频繁唱和。元稹写《寄乐天》发朋友圈，盛赞“天下风光数会稽”，白居易不服，回怼“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馀杭次会稽”。此后，元稹连赋四首诗作“反击”，极言会稽山水之胜，终邀得白居易亲赴会稽。二人诗酒酬唱，雅集不断，后更将唱和范围扩展至整个吴越地区，参与者遍及江南，形成了中唐时期规模最大的跨州诗人集群。

　　还有一则故事来自晚唐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

　　869年，皮日休和陆龟蒙在苏州一见如故，引为至交。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二人展开了频繁的诗歌唱和，留下了唐代唯一一部完整保存并流传至今的唱和诗集《松陵集》。一次，唐朝道士谢遗尘赴松江拜访陆龟蒙，详述四明山胜迹，临别恳请陆“各为我赋诗”。此举催生了陆龟蒙的《四明山九题诗》，皮日休随即和作《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诗》。二人虽未亲履其地，却令四明山名动天下。

　　“开元至乾元的五十余年，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黄金时代。与奔竞仕途的两京之路、建功立业的‘陇右之路’不同，‘浙东唐诗之路’更多围绕山水、宗教、隐逸展开对话，更加随性，也更显真性情。”胡可先说，浙东原本已是文化热土，安史之乱后，北方士族南迁，浙东因远离战火、运河通达，更成为文人理想的栖居地。

　　中唐文人视浙东为“吏隐”乐土，在官场与山水间寻得平衡；晚唐诗人则更多将此地当作逃避现实的“避风港”，笔下山水染上淡淡哀愁。“诗风变了，从昂扬阔大、多个人抒怀，转为沉郁顿挫、多现实关怀。”胡可先说。

　　不变的是，这片山水始终是中国文人安顿心灵的地方。

　　西北画家丑百川目前定居天台。这片山水和唐诗，都成了他的缪斯，他从中汲取养分，创作出《南国天台山水奇》《诗路瑞景十二图册》等，让水墨在宣纸上晕染出唐诗的意境。

　　当代蚕丝艺术家梁绍基退休后将工作室搬至国清寺旁。他在访谈中自述：“是为了与自然亲近，与大地亲近，与自己内心亲近，也为追寻寒山的踪迹。”数十年来，他观蚕、听蚕、悟蚕、梦蚕，以活蚕吐丝为媒介，创作出《云》系列等作品。

　　“浙东唐诗之路”，始于山水，终于心境。只要那片云霞还在，山水未散，那条通往心灵栖居的道路，就永远向我们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