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郑梦莹 尤建明

　　说起来，7月15日这个时间，的确很巧合。就在这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江南》杂志主编哲贵的《彼此》荣获短篇小说奖。7年前的这一天，哲贵从温州一家媒体调任到浙江省作协工作，成为专职文学工作者。

　　近20年里，哲贵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围绕一个地标展开——信河街，这是温州老城区的一条街巷。他把这里称为“故乡，是土壤，也是出发点”，以文学的视角反复“回到”信河街。《彼此》同样延续了“信河街系列”的脉络，把故事铺展在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上。

　　获奖后，他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是上班、下班、写作。工作仍然忙碌，还有数百条“恭喜”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回复。在一份难得的空档中，本报记者独家对话哲贵——

　　说说《彼此》

　　记者：得知获奖的那一刻，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哲贵：我其实不是第一个感受到获奖的，我的手机才是。中国作协官网的消息公布，过了十几分钟，我的手机就要瘫痪了，各种信息涌进来，一下子接近一千条。我的第一反应是“完蛋了”，这么多消息，得回好几天。

　　另一个真实的感受是，人到中年，经历了一次期中考，过关了，但人生还得继续，文学还在继续。这两天，我和平时一样，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打开电脑写作500字左右。这次获奖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总结完了，还得面对接下来的写作和生活。

　　记者：我关注到，在《彼此》的文末，您附上了写作开始与完结的时间。您创作这篇小说，一共用了一个月多一点。就是每天500字这样写出来的吗？

　　哲贵：是的。这篇小说一共一万两千多字，是我正常的写作节奏。每天写500字这个习惯，我坚持20年了，跟我练习跑步的时间重合。以前在报社工作时，要轮着值班，时间不固定，我要么中午写，要么早上或晚上写。中午其他人休息时，我就写1个小时。除非特殊情况，基本没停过。文字就这么慢慢积累起来了。《彼此》也是一样。

　　记者：《彼此》的核心故事和创作缘起是怎样的？

　　哲贵：这部作品主要以信河街倪家三姐妹和父母为核心，通过四次家庭会议勾连家庭记忆，展现中国式家庭的温情。小说人物不多，一家五口人。

　　我写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有原型。这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个朋友。一次聊天时他说到家里父亲和小妹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传统的中医师，小妹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小妹从小到处闹事，每天都有邻居来告状。为了惩罚小妹，他的父亲就让她背诵《古文观止》，这对小孩来说是极大的痛苦，他还会用蜜蜂的蜂针去蜇她，以示惩罚。小妹害怕极了。其实他的父亲养蜜蜂是为了给女儿治病，治疗一种喉咙里的炎症，这是深沉的爱。所以这篇小说最开始就叫《蜜蜂》。

　　记者：那后来为什么改成“彼此”了呢？您希望通过这一篇名传递怎样的思考？

　　哲贵：以“蜜蜂”为名当然也好，因为故事最触动我的就是蜜蜂这个细节。但指向性太明确，反而把意思做小了。蜜蜂仅仅指代父女关系，或者是爱与恨的关系。而“彼此”除此之外，还可以把时代、代际的意思也纳入进来。父亲跟女儿，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从事的职业一个传统一个时髦，这里面本身就存在着张力。换成“彼此”，外延更丰富，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也多一些。

　　始终“回到”信河街

　　记者：您的代表作，包括《猛虎图》《金属心》等，构成了一个“信河街系列”。信河街已经逐渐成为您的“文学地标”。这条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哲贵：信河街是温州老市区很著名的一条街道，南北走向。这里算得上是温州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主干道”。我好多做生意的朋友，都是在信河街起家的。他们最早在这里开店，有做裁缝的、做百货的、做化妆品的，后来逐渐做成大公司。

　　我喜欢信河街，还有个原因是这个地名里有个“信”，“信”代表契约精神。这在商业文明中非常重要。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信河街的？

　　哲贵：大概从2006年起，算起来正好20年。我从1994年开始写小说。在此之后的12年里，我经过了两个阶段的摸索。最开始的几年，我以儿童视角写小时候的生活，比如乡下的生活，校园里跟老师、同学之间的故事等等。其中反响比较好的是《音乐课》。到了后来，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当时我是一名记者，就把笔头对准这个群体，写了和春运、打工等相关的一些作品。2006年左右，我发现，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就转到写信河街了。

　　记者：为什么觉得走不通了？

　　哲贵：因为我不生活在他们的生活里，只是通过一些报道接触到农民工群体。比如有一年报社里做了个活动叫“别让打工者哭着回家”，过年帮助农民工讨工资。尽管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但我拿起笔写作时，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旁观者，并不充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想法，甚至不知道他们晚上回家后，和家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那时我就在想，为什么不写写自己生活的地方呢？当时我有好多朋友已经成为温州的第一代创业者，年龄偏大的有的已经成了大企业家。虽然我不做生意，但他们的生活我知道，内心的想法我了解。我想写写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当时的第一篇作品《陈列室》，发在《人民文学》上。

　　记者：与以往的“信河街系列”作品相比，《彼此》在题材选择和叙事方式上有哪些新的变化？

　　哲贵：在此之前，我的很多作品主要写企业家的经济生活、精神生活。但在《彼此》这里，经济生活不明显，侧重点是人与人的关系。

　　这个转向在七八年前就开始了。因为信河街不仅仅有商人，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我写菜场卖菜的人、卖鱼的人，开书店的人……普通人的生活，更容易让普通人感同身受。

　　在熟悉的土地上落笔

　　记者：您的作品中，地域性非常明显。这让我想到之前您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创作者要“向内了解脚下的土地”。

　　哲贵：创作者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找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我从哪个地方走出来，或者双脚踏在哪一块土地上。比如说作为一个浙江人，我对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花、草、树都很了解，甚至知道泥土里的水分、空气里的湿度有多少。但如果写陌生的边疆地区，不熟悉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就很难写出好作品。

　　在《彼此》中，我就写到了餐桌上的菜单，像鱼饼、鸭舌等等。这个是特意写进去的，就是希望作品更有真实感，更有地方特色。

　　温籍作家林斤澜先生生活在北京，我叫他林爷爷，有次打电话我问他，有没有想吃的东西。他最开始说，没什么想吃的。过了一会说“鱼生有吗？方便的话，寄一点。”鱼生是一种温州食物，比小拇指还细的带鱼，拌着萝卜丝、酒糟生腌。吃不惯的人说这是黑暗料理，但在游子心里这味道千金不换。

　　记者：您说的这个“向内”，有什么核心的涵义？

　　哲贵：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认识自己，不断寻找自己，判断自己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人，最有感触的、最能表达的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文化的维度。决定一个创作者走多远，决定一个生意人把生意做到哪里去，内里都是文化的作用。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六和塔，每次就会想到鲁智深圆寂前在六和寺听到潮水声后说：“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还有西湖边的梁祝化蝶等故事，都成为我写作的滋养。

　　记者：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哲贵：最近，我手头正在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叫《十二个商人故事》（暂名），其中有改革开放的故事，也有AI机器人的故事，还是把他们放到信河街的背景下。每个短篇独立成章，互相之间又有一定关联。目前我还在构思两部长篇小说，准备明年动笔。长篇小说可能会成为我以后写作的重心。

　　记者：这一转变的背后，有什么考虑？

　　哲贵：以前我也创作过长篇小说，但自己都不太满意。现在我更希望自己能静下来，慢一些、甚至平庸一些。我年轻时留长发，就是要表现出跟别人不一样。但年过半百，发现这个时候自己的内心已经平静了，不需要刻意通过外在的东西来体现自己的不一样。生活可以平庸普通，但在艺术创作上，我给自己设定了目标，知道自己有一块想要够一够的地方，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