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连清

　　自山西青铜博物馆走出，沿着长风文化岛走到河边，找了个石凳坐下。风里有水的腥气，也有盛夏草木的清香。我举目望向水岸，目光在古物与河水之间来回，好像想从这河水里，捞出些什么。

　　博物馆里的那件东西，还在我心里搁着。

　　那是一把青铜兵器，名叫“我”。三千年前，它被铸造出来，刃口是三波曲齿的形状，尖锐得像野兽的牙。讲解员说，这是用来行刑杀人的，也用来肢解牲口。装上木柄，就是战场上取命的家伙。它出土自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2002号墓。“我”来自西周。

　　我盯着它看了良久。玻璃柜里的它，锈迹斑斑，安静得像睡着了。可我总觉得它身上还带着一股寒气，是那种穿过岁月长河都没有散尽的东西。

　　“我”，原来是一把用来屠杀的刀。

　　这个发现让我有些恍惚，仿佛有一阵穿堂风，从遥远的古代直吹到我的后颈上。

　　这个字，我每天说上几十遍、写上几十遍，使用频率无出其右。它的起点竟然是一把沾血的凶器。我试着在嘴里念了几遍——“我”“我”“我”——轻轻一声，气流从喉咙里出来，就这么简单。可就是这个简单的音节，竟是三千年前从厮杀场上传来的。

　　我在博物馆里慢慢走，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件杀人的兵器，是怎么变成一个人称谓自己的代词的？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写着：“我，施身自谓也。一曰古杀字。”一个“杀”字，道尽了它的身世。这里的“施”，是展示；“身”，是自己；自谓，即称呼自己。简单说就是：当你和别人说话时，用“我”这件兵器来指代自己。

　　讲解员的声音适时地飘过来，婉转而悠远——

　　春秋以前，“我”仅指这种带钩、锋利、柄长的凶器；后来指人和利器列在一起，“取戈自持”，表示人器合一；战国时代，有更先进的凶器取而代之，原先的“我”不用了，人器分离了，只有人了。她说到这里，我脑子里浮现出那把青铜兵器的样子。后来，弩、矛等新型高杀伤力武器兴起，“我”这种兵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她的声音还留在远古部落时代：手握“我”的人，是自己人；被“我”对着的，是敌方。渐渐地，“我”就有了“我方”的意思。春秋早期的《左传》里，“春，齐师伐我”，那个“我”指的是鲁国，是一个群体。

　　到了《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里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士兵，在春天里想念家乡。从群体到个体，从战场到内心，“我”走了好几百年。

　　天色已经暗了。汾河的水在路灯下泛着碎碎的光，像撒了一把银子。我沿着河堤慢慢地走，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件事，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人怎么对待自己的过去。

　　盛夏的汾河，浓荫蔽岸，荷塘清荷亭亭，临水一带凉风袭人，蝉鸣绕树，傍晚游船划破金波，消解一城燥热。暮色漫上来，河畔长桥灯火渐次亮起。我回头遥望博物馆沉静的飞檐，它收纳汾河千年积淀，汾河承载文物未尽余韵，而我立于中间，一边思索尘封过往，一边揽尽滔滔流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能把这座城的历史，都装进心里。

　　汾河水轻轻拍打着岸边，仿佛在告诉我——

　　我们每个人身上，不都带着一些“旧兵器”吗？那些改不掉的脾气、放不下的执念、受过伤的记忆、做错事的愧疚。它们曾经伤害过我们，或者被我们用来伤害别人。按常理，应该把它们束之高阁，或把它们扔掉，忘得干干净净。可是，古人没有扔掉“我”这个字，而是把它留下来，洗干净上面的血，擦亮它，让它变成一个全新的东西，它竟然生机勃勃地活过来了。

　　深一层想，这种转化的本质，是创造。兵器退出战场，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用来指称自己，用来标记归属，用来在茫茫人海中确认“我是谁”。

　　西山的风，沿着吕梁余脉从远古吹来，一阵一阵，河面上的碎光一片一片，它们仿佛在提醒我什么——真正的创造，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旧物之上长出新的形式。这是一种更高明的创造——它不否定历史，而是带着历史往前走。

　　我向汾河水湄边走去，蹲下身，把手伸进水里，凉丝丝的。水纹荡开去，像时间的指纹，一圈一圈，消失在夜色里。三千年前，这条河的水也是这样凉。那时候，有人握着叫“我”的兵器，在河边厮杀。三千年后，有人踱步河边，用“我”这个字，想着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好。

　　我把手从水里抽出来，甩了甩，站起来往回走。

　　汾河水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