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苏秀书

　　“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

　　岑参写下这句诗时，正行走在通往西域的漫漫长路上。他笔下的银山，是唐代丝绸之路上一处著名的地标。

　　月照银山，故城巍然，石窟无声。数以万计的出土文物记录着丝绸之路上昔日的繁荣。

　　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日前启幕的“2026丝绸之路周”主题大展“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龟兹”，汇聚了新疆与浙江14家文博机构馆藏文物200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20件（组）。展览聚焦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两大重镇——高昌与龟兹，讲述千年丝路上文明交流互鉴的动人故事，展现西域与中原血脉相连的历史记忆，彰显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赊”一匹马，走万里路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来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的文书，它将1500多年前的一桩民间纠纷带到我们面前：“缘禾六年二月廿日，闞连兴辞所具赀马，前取给虏使，使至赤尖，马于彼不还……”

　　北凉缘禾六年（437年），一个叫闞连兴的人向官府申诉：有人赊走了他的马，说是供“虏使”使用，可马匹被送往赤尖地界后并未归还。这桩民事纠纷，在吐鲁番博物馆（文博院）副院长邓永红眼中充满了信息量：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马匹，是从何而来的？原来，当时该地区拥有两亩地、缴纳六斛税的人家就需养一匹马，供使者骑乘或商旅租借。正是千千万万个“闞连兴”和他那匹未归的马，驮起了丝绸之路的千年繁华。

　　骑着这匹“赊”来的马，我们可以沿着当年玄奘的西行路线，从高昌（今吐鲁番）向西，经银山碛入焉耆，再沿天山南麓至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通往中亚。这也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忙的交通主干道，在魏晋隋唐时期被称为“丝路中道”。

　　其中，丝路中道从高昌进入焉耆通往龟兹的必经路段，便是“银山道”。岑参在《银山碛西馆》《碛中作》《过碛》等多首边塞诗中都写到过这个地方。

　　据记载，贞观年间，玄奘西行途经此处，见岩壁高数丈，泉水从半壁涌出，他与众人宿于泉侧，次日翻越银山碛继续西行。商旅的驼铃、僧侣的诵经、使节的旌节，在这条路上日夜不绝。

　　在高昌与龟兹两地，玄奘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高昌王麴文泰将玄奘奉为上宾，留住一月之久。临别时，麴文泰抱着玄奘恸哭不已，亲自送行数十里，并为其备足二十年资粮，还修书24封，请沿途各国予以放行。抵达龟兹后，玄奘同样受到周全接待。他在龟兹逗留了60余日。这座丝路重镇的繁华盛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玄奘的西行，是一次文明之间的握手；展厅中的文物，同样无声讲述着中原与西域的密切往来。

　　两枚首次同台展出的铜印吸引观众的目光。两枚印章均阴刻篆书“常宜之印”四字，应为汉代驻龟兹地区屯田官员所用职官印。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尚玉平说，这两方印的关键，就在于上面的钮。驼钮的骆驼卧姿憨厚，狮钮的狮子神态机警。今天的伴手礼讲究入乡随俗，两千年前的官印也一样。汉代官印多以龟、蛇等钮式区分官员品级，但颁赐西北地区的官印多采用驼钮，因骆驼主要分布于西北，能够彰显地域与民族特色。狮子形象则经由西亚、中亚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方寸之间，中原篆刻艺术与西域文化元素早已交融。

　　展厅里，另一面出土自和静县巩乃斯墓地的三乐镜也暗藏“玄机”。镜背铸有两位人物相对而坐，似在娓娓而谈。这两位并非寻常人物，而是孔子与荣启期。

　　《列子·天瑞》记载，孔子游泰山，遇到隐士荣启期以鹿皮为衣，鼓琴而歌，怡然自得。孔子便问他为什么这么快乐。荣启期回答，人生有三乐：世间以人为贵，我生而为人，是为一乐；世人以男为贵，我身而为男，是为第二乐；许多人未见日月、未离襁褓便夭折，而我已经活到95岁，这是第三乐。

　　虽然荣启期的“三乐”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他恬淡自若的人生态度，令孔子大为赞赏。记载这一典故的三乐镜在中唐时期十分盛行，在陕西、山西等中原地区的遗存中多有发现。这枚产自西域的三乐镜，恰恰映照出唐代中原与西域之间未曾中断的文化交流。

　　三乐镜的故事，只是中原文化向西“流淌”的一个切片。沿着这条脉络望去，中原的礼仪制度、节庆习俗与日常生活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在西域落地生根。

　　联珠纹里的丝路“朋友圈”

　　在展厅里，我们发现一种反复“刷存在感”的纹样——联珠纹。联珠纹看上去像一圈小圆珠首尾相连，形成闭合圆环，再两两相叠，连缀成纹样。策展人之一陈架运说，联珠纹是丝绸之路上最能体现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纹样。

　　联珠纹究竟从何而来？为何能成为丝路上最“出圈”的视觉符号？要读懂这些文物上那些圆润的珠圈，得先回到它的起点——波斯萨珊王朝。

　　这种纹样最早出现在波斯萨珊王朝的钱币、丝绸和金银器上。波斯地区盛产珍珠，以珍珠为母题演变而成的联珠纹，成为波斯最为青睐的装饰纹样之一。在波斯文化中，联珠纹并非纯粹的装饰，也象征着光明与神圣。

　　后来，联珠纹随着商旅翻越葱岭，进入龟兹、高昌，成为丝绸之路上通用的视觉语言。

　　比如隋代的胡王锦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18号墓，其主纹为宽带联珠纹圈，圈内织有正倒相对的两组执鞭牵驼图案，“胡王”二字织于人驼之间。一件织锦，将萨珊波斯联珠纹、丝路胡商以及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悉数织入其中。

　　传入西域后，联珠纹被不断接受和改造。它从萨珊银币和浮雕上的神圣符号，变为墓葬、石窟和服饰中流行的纹饰。圆珠的数量、排列方式以及圈内的主题纹样，都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变化。

　　如出土于阿斯塔那134号墓的联珠对鸡锦覆面，以朱红、浅茶、米白交织出温暖色调，对鸡图案镶嵌于白色联珠圈内，构成典型的联珠对鸡纹。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猪头纹锦覆面更为独特，其联珠圈由二十颗圆珠环列而成，圈内饰以猪头纹。

　　同一纹样，在不同文化中焕发出多样面貌，这正是丝绸之路彰显的生命力。

　　再往前走，一件灰陶范立于展柜中。它的内壁与外壁仿佛分属两个世界：内壁刻着一个人的背影——窄袖长袍、尖头靴，双手高举，似在祈拜，又似在献舞，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龟兹供养人如出一辙。

　　外壁却塑着一头奇兽，马首、龙身、鹰翅，扬蹄欲飞，周身卷叶莨苕纹缠绕——这种纹样源自古埃及，经由希腊化地区东传，最终抵达西域，映入我们的眼中。这只马首龙身鹰翅的奇兽，明显受到西亚、中亚文化与审美影响，仿佛将沿途汇聚的多元文明神话都驮在了背上。

　　如果说灰陶范是多种文明被“压印”进同一块泥土，那么旁边这只绿釉人面贴塑三耳陶罐，则是不同文化果实在熔炉中被“重塑”的结果。

　　三耳的形制，让人不由想起古希腊时期用来盛酒的双耳罐——安弗拉罐。这种罐子随丝绸之路东传，在中亚被当地人改造为三耳，原本的红黑陶衣也被古波斯人改为流行的绿釉。一只罐子，从地中海到塔里木盆地，经过无数双手的触碰与煅烧，终于变成我们眼前所见的样子。如今，三耳下的叶饰与须髯张扬的胡人面像，依然彰显着异域风情。类似的绿釉罐，在龟兹一带屡有出土，甚至在扬州也发现过——它们有的从波斯远道而来，有的则是当地匠人仿照波斯样式亲手烧制的。

　　丝路之上，货物的流通、技艺的传承、审美的标准，早已不分彼此。

　　一首诗，一阕西域往事

　　遥远的西域，与浙江有关系吗？当然有。

　　在本次展览中，有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唐代麻布。它1959年出土于阿斯塔那306号墓，但产地却是婺州兰溪县（今浙江省金华兰溪市）。

　　一块“江南制造”的麻布，为何会出现在新疆？原来，当时唐朝政府施行租庸调制。“庸调布”是唐代“庸布”和“调布”的合称，主要指百姓用来代替服劳役或缴纳户调的麻织品。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如今，当我们站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展厅里的这块布前，仿佛能看见一千多年前，浙江金华一户农家织出的这块麻布，作为庸调布上交官府，后经唐朝中央政府调拨至西域，成为戍边将士的军需物资，最终随葬于吐鲁番。

　　在全国的考古发现中，庸调布的出土十分罕见。而吐鲁番干燥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助于保存有机质类文物。阿斯塔那墓群出土了21件庸调麻布与丝绸调布。“之所以用它们支付军需开支，是因为丝织品当时在西域非常保值，而铜钱则存在通货膨胀问题。”陈架运解释。

　　一块麻布，从东南走到西北，横跨了大半个中国。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高效有力的治理能力。而维系这幅辽阔图景的，是无数“忠肝义胆”。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岑参曾为自己的上司、唐朝名将封常清创作送行诗《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这首诗背后，有着别样的家国情怀。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名将封常清奉命征讨安禄山，兵败洛阳，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他本欲驱马疾驰面见唐玄宗陈情，却等来一道处斩诏令。临终前，封常清上表，字字血泪：“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这封《封常清谢死表闻》既饱含对兵败的深切自责与不甘，更彰显其对国家安危的深沉忧思。

　　《封常清谢死表闻》原稿早已失传，直到20世纪初，一份手抄本随敦煌藏经洞文物一同重见天日。这份文稿为何会出现在遥远的敦煌？原来，它是由一位名叫张议潮的少年抄写的。多年后，曾经抄录忠表的张议潮，成长为收复河西的元勋。公元848年，他率众起义，驱逐吐蕃，收复沙、瓜、伊等十一州，归附唐朝。收复沙州后，张议潮派出十队信使前往长安，誓死传信，只有一队历经两年成功抵达，震动朝野。

　　新疆吐峪沟石窟中也出土了一件唐代《封常清谢死表闻》残片。可以想见，西州的留守将士们在漫漫戍边岁月里，一遍遍传抄这份表文，将其作为坚守边疆、鼓舞士气的精神支撑。

　　可以说，丝绸之路不仅见证了商旅往来的繁荣，更见证了历代将士用生命守护的“天下为一，万里同风”。

　　月照银山，照的不仅是那座早已消失在风沙中的银山碛，更是一条横贯东西、连接古今的文明之路。千年回响，依然清晰可闻。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李娇俨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