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军

　　文心书店地处香港深水埗，算不上商业旺地；说文心是书店，实则“门虽设而长关”——那天，我跟林冠中前来淘书时，发现店门紧闭，我有点诧异：“是不是今天没开张呀？”林冠中说：“临来时，我给陈校长打了电话，他应该就在店里。”

　　敲门，果然店主就在里边。进得门来，只有一条窄不容身的小径算个通道，其余空间完全被堆成小山一样的书刊旧物占满。而店主的位置挤在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角落里，只够放下一桌一椅，桌子上一台电脑，还有一堆卡片。他说，我们到来之前，他正在读易，做那些卡片是准备写一本关于《易经》的新书。

　　陈校长名叫陈乃森，七十多岁了，满头银发，非常健谈。他退休前是香港孔教学院大成学校的校长，其“校长”之称谓即由此而来。陈校长对传统儒家文化素有研究，编写过全套的中小学儒学教材，且推广弘扬不遗余力。晚年开个小书店，意在自娱自乐，以书会友。

　　他告诉我，书店他是每天必来的，只是来了也未必开门，自己躲在里面读书写文章，图的就是个清静。

　　说着话，他从背后的书架上摸出一本新书，递给我看，原来是他老人家写的一本《论语合校》。现在，他的兴趣又转到《易经》上面，每天读易，废寝忘食。他拿给我看桌子上的小卡片，密密麻麻写满了读易的心得和各家的评述，俨然要跟我进行有关易经的学术交流——林冠中笑道：“陈校长，人家侯先生来您这里是看书来的，先让他看看书，再听您讲好不好？”陈校长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收住话头，放我去书堆那里淘宝。

　　这实在是一座尚未开采的“宝山”，因为是初次探宝，我还不好意思大肆挖掘，只是翻动了一下浅表层，就挑出了二十多本民国旧版。不过，考虑到我这一路行来，在别家店里收书不少，行囊已经超重，再买就要超出我的背负能力了，只好浅尝辄止。

　　陈校长看看我挑的书，笑道：“还行，不算差。”那口气就如同老师在评价一个学生的答卷。结账时他也不是一本本打价，估摸了一下，出了个半卖半送的数目，让我心下一惊。我说，您是不是太客气啦？老人家哈哈大笑说，书这东西，有用就是金不换，没用不值一文钱。临走时，他把那本自己的新书《论语合校》题赠给我，我真是满载而归了。

　　回到家中，粗粗翻阅了陈校长的新书，我对这位长者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原来他是出自名师之门，曾在香港珠海学院受教于著名学者董作宾、严灵峰、罗香林等人，研读国学经典，其研究生论文题目就是《老子研究》。

　　有这样一位学者当老板，书店的文化含量自然非同一般了。我心里暗忖：下次我要直接去淘书，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一定能淘到更多精彩的好书。

　　第二次去文心，我与妻子李瑾同行。她听我谈起陈校长的趣事，对这位老人家特感兴趣，一定要去会会这位高人。这下倒好，陈校长以他那港味儿普通话与她谈得津津有味，不知怎的，就把话题转向了古董收藏，这一下正中李瑾下怀，两人越说越入港了。而我恰好利用这段时间，开始“深挖”那一座座书山，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

　　令我感到新奇的是，在陈校长的书山里，“埋藏”着很多当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各种丛书，如“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百科小丛书”等，单是这类商务版旧书，我就挑出了四十多本（套），其中还有不少是二三十年代的初版。此外，诸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上海广益书局四十年代版）、《戊戌政变记》和《国学研读法三种》（均为台湾五十年代再版），以及冯友兰的《新世训》（上海开明书店四十年代再版），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商务三十年代初版）、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全译本）》（香港民生书局1951年初版）等，均是内地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珍本。

　　妻子李瑾也有收获，从陈校长杂乱无章的柜子里，挑出三四件小瓷器和一个紫砂小壶，皆是清雅的案头小品；而陈校长聊得尽兴，也很开心。三人一起吃了顿便饭，各自打道回府，正所谓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第三次造访文心书店，又添上了我女儿侯悦斯。时值春节过后，女儿放假回深圳，看到我们上次淘得的好书，禁不住心也痒痒了。于是，全家齐出动，三次探“宝山”。

　　陈校长见我们全家都来淘书，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来了我们这些“主顾”，而是缘于老人家遇到真正爱书人的那份欣慰。当他听说悦斯在读艺术学的研究生，更是开心得不得了，亲自到书堆里翻腾出几本艺术类的旧书，非要送给小女不可。这怎么可以呢？我们全家一齐婉言谢绝。那一瞬间，我隐约从陈校长的脸上读出了一丝失望，连忙给妻女使个眼色，双方折中了一下，还是收下了一册傅雷翻译、丹纳所著《艺术哲学》（1963年初版），总算没有违拗老人家的一番美意。

　　书之显晦，实难逆料。一时之风行，难保流传之久远。而恒久不变的价值，惟在那字里行间积淀了多少真知灼见。由此观之，时间才是判定书之生命力的永恒标尺——我想，旧书的魅力，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