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粒粒

　　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从事文学创作50多年，发表作品超两千万字，涉足诗歌、小说、散文、理论研究等多个领域。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一次在欧洲参加一个文学讨论会，有人大谈文学的末路、文学的危机以及缺少读者、就要完结之类的话题。会议结束后我对一位朋友说，这个话题今天讨论得过多了，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应该总是纠缠于此类，无须在这种场合讨论，它们应该‘不在话下’。”

　　近日，张炜携新书《关于儿童文学的四次马拉松》在浙江新华直播间为读者带来一场深入浅出的“线上文学课”。记者借机与他聊了类型化文学发展、AI写作等话题，探一探他所说的“不在话下”背后是什么。

　　儿童阅读不能总喝“纯净水”

　　记者：您十几岁时就开始写儿童诗了，当初为什么以儿童文学开始创作生涯？

　　张炜：我没有刻意地在写儿童文学。因为那时我就是一个少年，写的就是自己。这是很自然的创作。当然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写少年题材的作品，写自然，写故乡，写老人。

　　有人认为“儿童文学”必须是一种专门的“文学”，是从文学版图中规划出来的一块“特区”。也就是说，它是由专门的人写给专门的人看的一种“文学”。我们知道，现代分工通常是很细的，越细就越专业，也就越让人信任。

　　但是，文学也会这样吗？可能并不一定。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一个人的心灵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就成了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心灵形成的产物，大概不会完整，也不会好。

　　经过严格的双向限定的儿童文学，只能变得更小更窄，同时也变得更低。不，它既然是“文学”，就一定是给所有人看的，而且它最大的长处，在于能够适合少儿阅读，所以是一种“更大”的文学。

　　记者：所以您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划分为儿童文学或成人文学。

　　张炜：体裁分类是为了研究和宣传的方便。我一直认为类型化的文学不是最高的文学。我不愿创作任何“类型文学”。我只是创作了一些适合儿童看的作品而已。

　　安徒生的作品天真、巧妙、精美、深邃，很多人就把他的作品称为儿童文学，将他本人看作“儿童文学作家”。有人给安徒生塑像时，设计了好多小孩围着他：有的骑在他的脖子上，有的趴在他的肚子上。安徒生看了很生气，让雕塑家把这些孩子雕像都“摘掉”。这其实是他对类型文学的一种抗议。他是为所有人写作的作家。我也不建议作家“捏着鼻子学孩子说话”。无论是安徒生、列夫·托尔斯泰，还是马克·吐温，都是落落大方地写孩子们的生活。

　　这个世界是广大的，如果一直想着“我要创作儿童文学”，很容易给自己铐上枷锁，不自觉地把孩子该有的生活过滤掉。正常的童年应该包含着复杂的有关历史、社会、家庭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只要把握好分寸，它们都是成长的养分。就阅读的内容来说，孩子们要喝“矿泉水”，不能总喝“纯净水”。

　　记者：有人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对象应该是“从9岁到99岁”。您怎么看？

　　张炜：无论是绘本还是文字书，如果只能给少年儿童看，一旦放到富有阅历的成年人手里就变得寡淡如水，那就不能算“文学”。

　　在这个意义上，“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对象应该是‘从9岁到99岁’”这个说法通俗又准确，并没有夸张，等于是另一种界定的方法。

　　我读过意大利作家罗伯托·普密尼的《马提与祖父》，简直让我惊艳。我问自己，能把一个故事写得这么神妙、开阔、简单和清纯吗？它非常简单，却又蕴藏无限。

　　我这样的一个成年读者，要长时间思考这位作家在表达什么、为什么这样写。作家调动了儿童文学写作的全部经验，包含作家大量的人生经验、文学经验。他一定有爱的经历、生离死别的经历，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经验丰富的、老到的儿童文学作家。

　　记者：儿童文学的创作似乎比一般的文学更难，可又有许多作家不断跨进儿童文学领域。

　　张炜：儿童文学的创作之难，在于它的特殊性。成人文学一会儿杀得鲜血淋漓，一会儿又爱得昏天黑地。儿童文学则不行。这个专属工具箱里不许动的东西很多，好比要拔钉子，还不让用钳子。这就很难了。

　　可我们经常看到的荒诞是，初学写作者常常会被建议去写儿童文学。他们不知道，哪怕是稍微像样的儿童文学，都需要作者付出成吨的汗水，接受漫长而严格的专业训练。所以写适合孩子看的书对我来说一定是有难度、同时也是更愉快的。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孩子单纯美好的生活。

　　用AI写作的人绝对会吃亏

　　记者：在和年轻一代交流过程中，您感受到整个行业生态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炜：过去，书很少，而现在一家出版社一年就可以出几百本。如果我是个少年读者，我也会无所适从。这时候，媒体的引导与阅读推广人的工作就非常重要。

　　在市场时代，从传播学的意义上讲，“影响”与“优秀”可以是分离的。刻意地在镜头面前吆喝会干扰人们对文学价值的判断。文字艺术的价值是在时间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相信，有经验的家长不会去购买任何忽然爆火的书给孩子。选择那些深沉的、自尊的、安静的，既考察作家状态又考察媒体宣传方式的作品才是正确的。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在面对一种新的互联网生态。听说这几天您身体抱恙，仍从天津来杭州参加活动。

　　张炜：我这次来杭州，是为了看望和答谢浙江省新华书店。出版社告诉我，在图书市场下滑的时期，《橘颂》在不长的时间里销量近50万册，五分之一出自浙江省新华书店。

　　记者：您对AI写作怎么看？

　　张炜：面对这些媒体工具的变迁，我们自然要学着去面对和适应。但是我们不能被工具绑架，还是要以人为主，不能一看这个工具好使，就没边儿地用，没限度地去用。

　　AI也是工具。有人说AI简直无所不能。在我看来，它不能完成的恰恰就是文学创作。AI的逻辑是数据计算。人类关于文学艺术的“计算”比AI高级太多。AI是把已有的数据集合起来，而人脑的创造性“计算”不仅能控制整部作品的宏大结构，还能巧妙地撤到后方，用毛茸茸的语言表达把作家的意图给掩盖起来。这是大作家才有的本事。

　　记者：您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长达450万字，创作了22年。如果当年有AI，您会尝试使用它辅助创作吗？

　　张炜：我是不信AI能进行艺术创作的，特别是语言艺术。艺术的本质，在于个体的独创与不可重复。AI是综合的、集体的，和艺术的特点正好相反。用它会抵消你的创造力。你只能用它查资料，还得费老大劲去核实。一旦涉及到关于描述的、想象的、感受的、体验的创造性部分，AI的内容一句都不能用。AI不是敌人，但肯定是一种迥然不同的力量。所有想借助AI去写作的人绝对会吃亏。

　　文学和科技都是追求真理的途径

　　记者：您在一篇名为《抵抗的习惯》的文章中说：“对于流行的荒谬,要有抵抗的习惯。”网上说您一直在坚持用钢笔写作。这是习惯使然，还是对科技产品不适应，或是一种“抵抗”的姿态？

　　张炜：不是同一种情况。我写论文的时候是逻辑思维占主导，电脑打字很畅快。一旦涉及到诗歌、小说、散文这类感性的写作，我还是坚持用纸和笔。

　　其实我是最早一批把笔换成电脑的作家，家里换过好多台电脑。年轻的时候我甚至可以盲打，但是在纸上慢慢琢磨、慢慢写，和噼里啪啦打字的感觉不一样。我是一个科技迷，可是无论多么先进的科技工具一旦与写作发生抵触，都需要放弃。

　　记者：原以为您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作家，没想到您一直走在科技前沿。

　　张炜：文学和科技都是人类追求真理的途径。有评论家说我是“保守主义者”。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守，只是要求更高。

　　我希望有人可以做这样的课题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一个民族的科技创造能力与民族语言能力是同步的。一个民族语言能力低下的时候，不太可能在科技上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为“杰作”？

　　张炜：让我们从漫长的文学史里发现一点奥秘。文学的奥秘是很复杂的，但好像又很简单。我们一路观察和追究下来，发现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不过是“仁善”加“自由”而已，这两者相加的数值越大，就越是杰出。

　　“仁善”相加“自由”得出的数值，是衡量杰出与否的量化指标。作品的审美价值表现在许多方面，题材的、文字的，写作者的心力、方向、生命感、深邃度、追求完美的欲望和持守、不可言喻的深爱和厌恶，等等。如此一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马拉松文学长跑者了。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新蕾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