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何伊伲 李娇俨

　　约4800年前，东海之滨的一座小岛上，几座土灶冒着青烟。灶台上的陶制煎盐盘里，卤水咕嘟作响，水分一寸寸蒸发，洁白的盐晶在盘底凝结。火光映着先民黝黑的面庞，他们不断往灶膛里添柴，汗水顺着下巴滴进脚下的泥土。

　　这片隐匿于海岛的遗迹，是我国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群。今年初，“舟山金塘、岱山盐业遗址群”入选2025年度浙江十大考古重大发现，这段4800年前的历史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从4800年前的海岛煮盐，到清代的盐板晒盐，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滩晒革新，舟山始终站在中国海盐生产史的前沿。舟山与盐的渊源，让我们从一口盐灶说起。

　　误入“盐”途

　　红烧土遗迹中藏盐灶

　　初夏的岱山，海风裹着咸味吹来。高亭镇枫树村一个不起眼的山坡上，考古探方一排排铺开。这里便是姚家湾遗址——“舟山金塘、岱山盐业遗址群”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遗址。正是这片不起眼的探方，将中国海盐生产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实证了4800年前东海先民煮海为盐的智慧。我们此行的目的，便是亲眼见证这处改写中国盐业史的史前盐灶遗迹，探寻那段被泥土掩埋了近五千年的记忆。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盐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菲蹲在探方边上，手铲轻轻刮着灶底边缘的烧红处。作为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2019年起她和团队正式开始对舟山群岛进行考古调查，在地表捡陶片、用洛阳铲打探孔，舟山大大小小的岛，他们一座一座地跑。

　　2021年，朱雪菲团队在嵊泗县发掘了黄家台遗址；同年在白泉镇首次发现舟山有典型的河姆渡文化地层堆积，证明了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有人类跨海而来。

　　转折发生在2022年底。考古团队把岱山基本跑了个遍，发现了30多个遗址点。其中有一个点保存状况极好——探孔打下去，文化层厚达2.8米，里面满是陶片、烧土块和草木灰，足见此处人类活动的延续时间之久，这便是姚家湾遗址。

　　随着清理的推进，一条长条形的红烧土结构逐渐显露出来，像一条“小龙窑”，更深的地层里出现大量从未见过的红陶片。“我当时以为是个陶窑。”朱雪菲说。但问题来了：这些烧土块的烧成温度太低，根本达不到陶窑的温度。她心里犯嘀咕，却也没有头绪。

　　2023年秋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看到了这处红烧土遗迹，眼睛一亮：“这不是陶窑，百分之百和盐有关！”当晚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如果是制盐，应该还有“牢盆”残片。

　　“牢盆”是古代煎盐的盘子。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团队果然在废弃堆里发现了许多厚胎的陶器残块，经拼对，还原出一个口径约65厘米的大平底盘。

　　2024年，北京大学盐业考古专家李水城教授来到现场，认定这处红烧土遗迹就是盐灶，姚家湾遗址的盐业性质由此得到权威确认。此时揭示的遗存属于广富林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年。

　　考古工作并未止步于此。这条探沟的上面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发掘向更深处推进，一个更古老的秘密破土而出——在广富林文化层之下，叠压着良渚文化时期的制盐工作面，年代指向距今4800年。这是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盐业遗址。

　　“姚家湾遗址的意义，早已超越单处遗址本身。”朱雪菲认为，它是跨越数千年的海盐生产活动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它的发掘与解剖，考古团队找到了盐业遗址遍布舟山的规律，“我们很荣幸能在舟山触摸到古老的‘盐’这一民生大计，更坚信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盐’便是‘国本’级别的重要存在。”

　　煮海为盐

　　海岛先民的“盐工厂”

　　确认了盐灶的身份，接下来的问题是：4800年前的人究竟如何煮盐？朱雪菲和团队一点点揭开了答案。

　　煮盐的第一步，是从大海中获取原料。海盐生产的第一道工序，是刮取潮滩上经暴晒凝结的盐泥。

　　宋代词人柳永曾任明州昌国县（今舟山定海）盐监。他写的“风干日曝咸味加,始灌潮波塯成卤”，形象地概括了“刮泥淋卤”的核心流程：每年夏季大潮过后，海水退至最低位，潮滩表面因暴晒析出一层白色盐花，先民将此层盐花连同下部滩泥一同刮取，运至人工营建的土台上摊晒，使盐分进一步富集。这一工序是海盐生产中劳动强度最大的环节之一。

　　有了含盐的泥土，下一步便是从中提取卤水。

　　最先引起考古团队注意的，是一处特殊的遗迹。它刚露头时，大家都以为是普通的废弃堆积——碎陶片散乱一地，看不出章法。

　　但随着清理深入，他们发现碎陶片不是随意丢弃的，而是有规律地围成形状，像砖块一样垒出了边壁，还分出了台阶。朱雪菲眼前一亮：“这很像民间用来过滤卤水的‘泥溜子’，是先民处理卤水的重要设施。”

　　在遗址旁的活动板房里，朱雪菲给我们看她“手搓”的模型——用泥土捏出的制盐活动面，两级台阶，高差设计复杂。“这是根据现场遗迹复原的。每一处细节都有依据。”她指着模型上的坑槽介绍：古人从海边滩涂上刮来含盐的泥巴，堆在这个台地上。然后，他们往泥巴上浇海水，让水流过泥巴，把里面的盐分冲出来。这些咸水顺着平台流到下面的坑里。等坑里的水足够咸了，再舀到像锅一样的容器里用火煮，水蒸发后剩下的就是盐。

　　这套利用地势高差的淋卤设施，比后世文献记载的工艺早了数千年。让考古队员更惊讶的，是那些不起眼的红陶罐。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小口、圆肩的红陶罐，器型高度统一，胎体里掺着稻壳。

　　为什么故意掺稻壳？原来，稻壳在陶罐烧制过程中会燃烧殆尽，留下微小的孔隙，而这些孔隙能让陶罐在受热时从容“呼吸”——避免因热胀冷缩而开裂，就跟如今高温陶瓷在烧制时添加造孔剂是一个原理。

　　这些陶罐还有个特殊使命：温热卤水。先民将卤水在陶罐里预先加热到温热状态，再倒入煎盐盘，避免冰冷的卤水让滚烫的煎盐盘骤然炸裂。这一“预热”工序，折射出他们对热胀冷缩的朴素理解。

　　煮盐的最后一步，交给盐灶。

　　良渚文化时期的盐灶呈大提琴形，灶底有三个相连的烧结面。两端的灶眼安放煎盐盘，用猛火煮沸卤水；中间的灶眼放小口陶罐，利用余温继续热卤。一端出盐、一端备料，流水作业，有条不紊。煎盐盘最初只有脸盆大小，到了后来的广富林文化时期，已经大如车轮——产量越来越高，灶火也越来越旺。

　　遗址里还发现了一大堆贝壳：泥蚶、青蛤、荔枝螺、东风螺、牡蛎。这些不但是先民的零嘴，更是防渗漏的材料。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记载：“南海有编竹为者，将竹编成，阔丈深尺，糊以蜃灰，附于釜背……”这里的“蜃灰”，便是用贝壳加工而成。先民食用贝类后，将其外壳加工成蜃灰，涂抹在竹编盐盘上以防渗漏。这种物尽其用的生产理念，与今天倡导的循环利用如出一辙。

　　这些考古发现，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史前生活图景：4800年前，一群先民定居海岛。白天刮泥、淋卤、煮盐；晚上围坐在火边，远眺大陆方向。产自海岛的盐，也顺着海路向外流转。

　　为良渚“带盐”

　　舟山“土著”的盐业贸易

　　这些煮盐人，从何而来？是良渚来的“技术外派”，还是世代生活在舟山的“土著”？

　　朱雪菲梳理了一条线索：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舟山就有人类活动。这些人靠海吃海，千百年来在大海里摸索，慢慢琢磨出煮盐的技术。到了良渚文化时期，舟山先民与良渚文化有了密切交流，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便是明证。这些陶器中既有良渚风格的器物，也有延续河姆渡传统的绳纹陶。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遗址地层本身。姚家湾遗址的制盐工作面，存在上下叠压的早晚两个阶段，表明这里在良渚文化时期便是先民世代沿用的传统制盐地。不同年代的人，在同一片海岛上，从事着同一项事业。“他们不是良渚人，但他们跟良渚人做买卖。”朱雪菲说。

　　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极广，总面积约3.65万平方公里，北至苏北鲁南，南达宁绍平原，东抵舟山群岛，西及皖赣境内。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良渚人创造了灿烂的玉器文明。而支撑这一文明的，除了稻作农业、水利工程，还有来自海岛的盐。

　　这些产自海岛的盐，极有可能通过一种交换体系，供应给整个良渚王国。

　　朱雪菲甚至把盐业发展和稻作农业联系在了一起：人类以淀粉类食物作为主食后，需要额外摄取盐分才能维持生命。河姆渡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发展缓慢，可能是因为盐的获取不稳定。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舟山有了稳定的盐业供应，良渚的稻作农业才突飞猛进。“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制盐的人，是舟山本地的先民；他们的技术，是自己‘盘’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盐是“国之大宝”。管仲食盐专营，让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秦国统一六国，与对盐铁资源的掌控密不可分；吴王刘濞“煮海为盐”，富可敌国；汉武帝通过盐铁官营获得庞大财政收入，支撑起长达数十年的北疆战事；黄巢、张士诚贩盐出身，掀起历史波澜……

　　而在舟山，盐的故事同样源远流长。唐代，舟山已设盐场；宋代，岱山盐场成为著名的盐场之一；清代，盐民王金邦创制盐板，易煎为晒，产出了“贡盐”；20世纪60年代，岱山又在全省率先改“板晒”为“滩晒”，延续千年的制盐技术，在舟山人手里一次次迭代。

　　走出探方，沿着村道往南走十几分钟，就是摇星浦村。这里曾经是一片盐田，如今变成了葡萄园，当地人口中流传的王金邦制盐故事、滩晒革新过往，仍在诉说着当时的制盐盛景。

　　盐能保鲜食物，也能保存记忆。被泥土掩埋了近五千年的灶火，也借考古发现重新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