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家妙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是清季书法最后的大人物，又是民国书法的启迪者。

　　作为晚清儒林的领袖，治学综览百家，博通万卷，尤长于史学，深于地学，精于佛学，诗词韵律成就卓然，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被誉为“道咸以降学界之魁杰”“海内大师”。

　　沈曾植的一生，学术与政治紧密相连。政治上，他是晚清强学会的重要人物，“三十年仕宦，忧世又维新”，长年奔走于督抚大臣之间，献计献策，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学术上，“少习科举学，壮涉百家流”。梁鼎芬称他“百年以来能有几，九流之学无不通”，罗振玉则称誉“乙老天才学力，并绝等伦”。晚年，沈曾植“所居海日楼，传古立学说”，一时间沪上达官学者，每日必往海日楼拜谒。其中，王国维、张尔田、孙德谦三人为“海日楼三君子”。

　　在书法艺术领域，沈曾植以学养书，兼容并蓄，雅人深致，尤其在章草的创作上，开启了新风，王世镗、李叔同、马一浮、陆维钊、王蘧常、谢无量、夏承焘、王荣年等，都受到了他的沾溉与启发。对于沈曾植书风的评价，最值得琢磨的就是比他小11岁的曾熙的话：“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何以有“生”之评？曾熙的解释是“（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

　　实际上，沈曾植书风上的“生”，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尝试着“新变”。他早年得笔于包世臣、吴让之，这是他的“大本营”，是他一生“游离”各家之间的桥梁，变化的根柢。37岁前后曾取法黄庭坚，40岁以后由帖入碑，尤嗜张裕钊书法，曾当面请教运笔之术，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等碑，甚为推崇。50岁以后，对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唐太宗李世民等大家的书法，用力尤深。60岁之后，他的取法路径愈发清晰而阶段性特征更加明显。如1910年，沈曾植在《伊川击壤集跋》《曹恪碑跋》《李澹园先生叱犊归耕图卷跋》三跋中，纯用米芾“意态纵横”“八面出锋”的笔法。64岁前后，他又转向唐人写经、流沙坠简等新发现的书迹，几乎一日一变。65岁后，精研《敬使君碑》，写得锐利而雄健。67岁后，转向“二爨”（《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行笔逐渐钝化，人书俱老。同时，也极力写章草，“抑扬尽致，委曲得宜，正如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

　　沈曾植书法的“生”，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带着遗憾的美，因为他对各种书风的尝试，都似乎还未完全定型。之所以能迥出时流，在于他有深厚的书学之功，“读碑多”，学问深，又能无拘成法，正如他的学生金蓉镜所言“博通诸家，有一笔之善，无不采撷英秀，契其微旨。”康有为称赞他的行草书“高妙奇变”，或即曾熙所评的因“生”而“奇”，这是沈曾植书风的一大特点。他的各阶段书风都能折射出很强的艺术“自觉性”，密切关注并摭采当时发现的新资料，可谓“即采即用”，一变再变。一方面，沈曾植以帖化碑，实现“备魏”“取晋”之旨；另一方面，他以博物君子之器识，镕裁古今，“不主一法而不舍一法”“镕汉晋于一炉，化南北之成见”。这一卓越的贡献，不仅开拓了自宋以来的学人书法之格局，也为晚清以降书法的碑帖融合道路注入了新的元素，影响深远。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书法理论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