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阮帅 王啸天 纪驭亚

　　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八十周年。

　　4月30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以下简称《全译本》）正式出版发行，共40卷2200多万字，首次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以中文形式悉数呈现，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

　　《全译本》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编译。“啃”下近5万页、涉及大量法律术语和历史专有名词的英语原始文档，逐字逐句译成中文，20多名译者前赴后继，用了10年时间。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认为，这是揭露侵略真相、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也能让大众读懂审判细节，汲取历史教训。

　　举证、反证；反驳、再反驳……法庭的审理与审判过程像“没有硝烟的战斗”，没有浮华场面，只有证据的不断交锋和法理的严谨博弈。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19位教师承担《全译本》主要翻译任务，他们平均每人花费5至6年时间，用中文准确还原历史真相。

　　记者对话其中3名译者，他们有的是抗战老兵亲属，有的来自被细菌战荼毒的衢州，听他们讲述译卷背后的故事。

　　（一）

　　“这些文字就像嵌在我身体里的弹片，时时隐痛。我会带着它们勇敢地走下去。”

　　——张悦，《全译本》第18卷、38卷译者

　　在张悦看来，当初加入《全译本》翻译团队的决定，带着几分“莽撞”，也因她心里的一股执念。

　　张悦的外公去世时，家人在他骨灰中发现了7枚弹片。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晚年饱受病痛折磨，却对深嵌体内的弹片只字未提。

　　这场离别，让张悦迫切地想要触碰那段被战火浸染的历史真相。

　　2019年，得知学校正组建《全译本》翻译团队，张悦马上报名参加了试译。试译很顺利，当时31岁的她成了团队里最年轻的译者之一。

　　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中法庭重点审理的日军战争暴行之一。张悦被分到《全译本》第18卷和第38卷的翻译任务，其中恰有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的辩护总结。

　　她看到，辩护律师把松井石根描述成“爱好和平的军人”，声称他“成为军人的初衷是相信武器的存在目的是偃武息戈”，甚至堂而皇之地引用《孟子》名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在正义的道路上无畏笃行，大将的灵魂将千古不朽”结尾，企图颠倒黑白。

　　该如何翻译这些话？

　　作为一个中国人，她对这些带有极强迷惑性和煽动性的话感到恶心，打心底里抗拒与之共情；但从译者的视角看，她不得不承认日本辩护律师的英文极好，且这些雄辩话术包装精美，专业性很强。

　　如果按中文的阅读习惯，用精心打磨的排比句、对仗工整的成语将其忠实地翻译，会不会真有读者被“带偏”？但如果在译文里掺杂主观情绪，则违背职业操守，更与自己的初心背道而驰。

　　“这次，我们首先是译者。”百般纠结下，张悦想起老校长的叮嘱。

　　之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原校长、资深翻译家、《全译本》翻译团队负责人叶兴国召集老师们开会，给大家定下此次翻译的原则：必须牢记译者身份，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历史真相。

　　叶兴国的语气温和而坚定。张悦明白，老校长这是以身作则。他负责翻译的第11卷和第40卷中，有更多对日军残酷暴行的真实记录。论心情，他比自己更煎熬。

　　最终，张悦工工整整地，将这份“华丽而嚣张”的辩护词原封不动译了出来。

　　她愿意相信，只有真实呈现辩方律师的嚣张气焰和魅惑话术，才能让中外学者准确把握当年庭审的真实状态，做出有效的研究；只有尊重史实，才能让读者理解当时中国团队举证的艰难和肩负的重压。

　　今年4月，张悦读到新闻，说日本正谋求恢复二战时的军衔称谓。

　　这些军衔称谓，张悦再熟悉不过，翻译的过程中，她曾对此进行了大量考证，并对原始文档中的纰漏逐一标注——是“大将”而非“上将”，是“大佐”而非“上校”，对这些军衔称谓的准确译注，为的是还原侵略者接受审判时的真实面貌。

　　那些本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称谓，如今却要被视作“荣誉”重新拾起，“真的很讽刺”。

　　不过，张悦因此更加坚信，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为死者言，为生者权。”她用这句来自法医界的名言形容这段翻译经历。

　　（二）

　　“通过翻译，我对故乡过往的遭遇有了切肤痛感，这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张玉宏，《全译本》第22卷、31卷译者

　　张玉宏的家乡在衢州，她家曾开过一家影楼，距杜立特行动纪念馆不过百米远。

　　“之前听说过救助美国人的故事。”对家乡的过去，张玉宏只有一些零碎的线索。当时年少的她想不到，自己将来会以一名译者的身份，再度走进故乡的记忆。

　　二战期间，美国曾发起空袭日本本土的杜立特行动，但由于油料耗尽、联络不畅，原计划完成任务后在衢州机场降落的美国飞行员，大多在返航途中弃机跳伞，散落在浙江、江西等地，其中64人被中国军民援救。

　　张玉宏负责翻译的文档中，就有法庭再审“杜立特飞行员”一案，对8名被日军俘虏的飞行员所遭受的残忍虐待和非法审判、处决进行审判。

　　她了解到，在此前的上海美军军事法庭上，已判处侵华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有期徒刑5年。泽田茂是上海“青东大屠杀”主犯之一，并在为报复杜立特行动、摧毁衢州等地机场而发动的浙赣会战中，命令部队大规模实施细菌战。

　　而在东京审判中，对制定并执行针对盟军飞行员俘虏条例的两名责任人，也就是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进行了追究。

　　战火无情，给张玉宏的故乡留下了无法忘却的伤痛，尤其是细菌战遗毒至今。

　　浙赣会战中，日军的飞机掠过衢州上空，投下携带病毒的谷物、杂物。“甚至还有跳蚤。”张玉宏从长辈口中得知，这导致当时霍乱、伤寒、炭疽等疫病横行，有邻居全家九口人相继死去。直至今日，当地仍有人饱受病痛摧残，手脚溃烂。

　　对受难同胞和飞行员的亲人来说，这段过往实在沉重。夜晚，张玉宏总是辗转反侧，脑海中无数次质问恶人恶行，与家国伤痛感同身受，令她难以入睡。

　　作为一名译者，为翻译而查阅、研读了大量资料的张玉宏知道，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面对证据缺失、举证艰难的现实情况，审判结果是多么来之不易。

　　她也看到，辩方证据中一开始称杜立特飞行员为“criminal”（罪犯、犯人），而后改成“prisoner”（俘虏、囚犯）。用词的变化，证明了对杜立特行动性质认定的改变，“正义的审判不会迟到。”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庭审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张玉宏印象很深。

　　在翻译的过程中，张玉宏和团队成员、学院师生接力编制出1500多万字的语料库，并应用在日常教学中。如今，张玉宏作为学校英语学院副院长，正带领团队依托《全译本》研究成果，积极申报和筹备涉外法治相关新专业，计划培养兼具外语能力与法学素养的专业人才。

　　“教翻译技能，也讲故事和历史。”张玉宏说，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通过《全译本》，吸取历史教训，珍惜和平生活。

　　（三）

　　“参与翻译的5年好像漫长的黑夜。但我相信无论多么寂寞难熬的长夜，都终会迎来曙光。”

　　——杨爱军，《全译本》第21卷、36卷译者

　　杨爱军的翻译工作几乎都在晚上进行。

　　从吃完晚饭一直到深夜，每天翻译近4个小时，为了不打扰妻女休息，他在书房支起一张床，忙完后就在房间里过夜。

　　大部分时间，杨爱军不得不直面各种暴行记录。

　　如第21卷的内容涉及泰缅铁路相关庭审实录，其中有控方举证、检察官当庭出示罪证，也有受害者出庭作证。

　　这条“死亡铁路”，是二战中日本野蛮侵略罪行的见证，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数百人付出宝贵的生命。

　　杨爱军在记录中看到，被日军强征的平民、盟军俘虏高强度劳作，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哪怕身患重病也被强行驱赶上工，人们因过度疲劳、营养不良、虐待或传染病，在去往工地的路上、劳作途中倒下。

　　悲惨的细节在记录中比比皆是。

　　杨爱军还承担第33卷的校订工作。该卷近600页，涉及1937年至1945年日本在华暴行的证据概略，包括大量大屠杀和谋杀、酷刑、强奸、抢劫、掠夺和肆意破坏财产的案例，内容令人发指。

　　“这卷看得最难受。”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看到证人的描述，看到由一个个记忆碎片拼凑起来的人间炼狱般的场景，杨爱军还是动摇了。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下，“生命竟能脆弱、卑微到这种程度。”

　　他看到，南京市民孙永成陈述，中国百姓被告知到南京火车站附近的日本军营领取通行证……在集结了大约1万人之后，携带机枪的卡车出现并向人群开火。射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尸体被扔进江里。

　　“在一条主街道上，我甚至开始尝试数街道两边的尸体数量，我开始数到500多，然后我发现数是没有用的，因为我永远也数不完……”这是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官员许传音的证词，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多重身份救助中国同胞。

　　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M.S.贝茨博士在作证日军对南京城妇女的暴行时说：“在南京神学院内，就在我一位朋友的眼皮底下，一名中国妇女被17名日本士兵快速轮奸。我不愿复述偶尔发生的不正常的暴虐行为，但我确实要提一提，仅在大学校园内，一个9岁的小女孩和她76岁的祖母都被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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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残酷暴行的冰山一角。

　　仅仅是阅读，这些记录已令人感到极度不适，何况要逐字逐句将其还原。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出门去散散心。”当翻译工作难以继续时，杨爱军总会到附近的迪荡湖公园，迎着湖畔的晚风散步、夜跑，通过运动发泄情绪，以求短暂的平静。

　　有时，杨爱军也在证人身上寻求慰藉——亲身经历过那样的绝望，他们仍毅然站了出来，在法庭上勇敢发声，直面血泪。

　　比如，许传音以流利英语回答检察官的提问，证词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内容详备而精确，这对法庭认定南京大屠杀事实和松井石根的罪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完成最后一页翻译工作的那天晚上，杨爱军彻夜无眠。第二天，他难得比妻子更早打开房门，兴奋地和她分享。

　　顺利完成使命，杨爱军得以暂时卸下负担，回归家庭。那天，家人们为他准备了一桌小小的庆功宴，餐桌上，有他最爱吃的油煎小黄鱼。

　　简单而朴实的幸福感，就像打破长夜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