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李晓雯

　　推开中国丝绸博物馆临展厅的门，两座来自南宋的地下衣橱缓缓开启——“五一”假期里，不少人来打卡这场名为“打开南宋的衣橱”的展览。

　　展厅一侧是黄岩赵伯澐的衣物：对襟双蝶串枝纹绫衫、圆领提花罗夹衫，颜色素净，线条端方。另一侧是福州黄昇的妆奁：山茶纹罗描金彩绘花边单衣、烟色罗广袖袍，五色斑斓，华美绚烂。来自福建博物院、黄岩区博物馆等多家文博机构的83件/套珍贵文物，让两位从未谋面的南宋宗室成员首次“同框”。透过他们的衣橱，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美学，也读懂了一个关于宋人南渡、扎根、融合的故事。

　　衣裳中的“南渡缩影”

　　“研究南宋服饰，不能用边缘地区出土的文物来谈中原的服装，也不能用布衣来代表整个时代的风貌。”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策展人郑嘉励说，“赵伯澐与黄昇，一位是黄岩宗室，一位是福州宗妇，在地方上都属于数一数二的士绅之家，也是学术世家。他们与当地最有势力的新兴官僚结合，其服饰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2016年，浙江黄岩屿头乡前礁村，赵伯澐墓被发现。这座古墓出土丝绸服饰70余件，被国内外专家称为“宋服之冠”。

　　赵伯澐，字子正，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靖康之变后，北宋宗室南渡，分为三支：太祖后裔为“南班宗室”，太宗后裔为“南外宗正司”，魏王赵廷美后裔为“西外宗正司”。赵伯澐属太祖一脉，其父赵子英是宣和二年（1120年）宗室进士，绍兴五年（1135年）任黄岩县丞，举家从开封迁居黄岩西桥（今桥上街）。

　　从此，这一支皇族血脉，在浙东小城落地生根。

　　赵子英卒于淳熙元年（1174年），墓在黄岩灵山乡。距其徙居黄岩不过四十年，服务于墓地的田产合计就已超过450亩，足见赵家之富裕。1196年，赵伯澐主持重建五洞桥，“视旧功十倍焉”。嘉定年间的地方志《嘉定赤城志》，称其为“县人赵伯澐”——这个从开封南迁的宗室后裔，已然融入当地。

　　到第三代，赵师渊、赵师夏等七人师从朱熹，赵师渊执笔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中国史学“纲目体”三大体例之一；赵师夏娶朱熹长孙女，朱熹亲自为其撰写《赵婿亲迎礼大略》。西桥赵氏“一门廿八进士”，皇族后裔变成了理学世家。

　　黄昇（1227-1243）则走了另一条融合之路。

　　1975年，福建福州北郊浮仓山，黄昇墓被发掘，随葬器物436件，其中服饰和丝织品354件，几乎囊括了南宋女性服饰的所有品类。

　　黄昇的丈夫赵与骏出自宋太祖后裔，他的祖父赵师恕晚年任南外宗正司知事，主管泉州宗室事务。黄昇之父黄朴是绍定二年（1229年）状元，曾任提举泉州市舶。由此我们看到一起宗室与新兴官僚的联姻：一方是南渡后分散于闽地的皇族后裔，一方是凭借科举崛起的地方精英。他们通过共同的理学师承联结在一起——赵师恕与黄朴的老师都是黄榦，而黄榦则是朱熹的女婿。

　　宋室南渡以后，宗室迅速地方化、士绅化、士大夫化。“北宋的宗室集中在开封、西京、南京三地，南宋的宗室却分散各地，与地方精英联姻，通过科举入仕，深度融入地方社会。”郑嘉励说。

　　展板上，写着朱熹为西桥赵氏宗祠题写的那副对联：“礼乐诗书科甲第，金枝玉叶帝王家。”上联言其士大夫化，下联言其宗室血统。十六个字，精准概括了南渡宗室转型的本质。

　　这一次深刻的身份转型，让天潢贵胄真正成为江南水土的一部分。赵伯澐和黄昇的人生故事，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缩影。也正因此，他们的衣装才格外代表性——每一缕丝线里，藏着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日常，更是一个时代在江南落地生根后的生活美学与精神图谱。

　　南宋官员的“行政夹克”

　　在这场展览中，不少人发现，原来南宋的官员也有自己的“行政夹克”。

　　赵伯澐的圆领素罗大袖衫，就是那个时代的标配公服。直角幞头、圆领大袖，长度垂至脚踝，腰系金带或银带区分等级，手持笏板，脚蹬乌靴——这既是服饰，也是身份与秩序的直观表达。

　　元丰改制后，宋代公服以三色区分：四品及以上服紫，五、六品服绯，七品及以下服绿。

　　赵伯澐生前官至文林郎，正八品，按南宋公服制度，公服为绿色。他死后追赠四品，公服为紫色。墓中出土的圆领素罗大袖衫，原为绿色，因被地下水浸泡了数百年，颜色变成了现在的黄色。与他一同入殓的素木笏板，也印证了他以八品官阶下葬的事实——按《宋史·舆服志》，九品以上、四品以下用木笏。

　　黄昇衣橱里的色彩则要丰富很多。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条印金双凤穿牡丹百褶罗裙，裙身百褶细密，裙摆印金双凤穿行于牡丹丛中，富贵而灵动。同墓出土的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展现了南宋最奢华的服饰工艺——“印金填彩”。

　　这套工艺极为复杂：先在硬质木板上雕刻阳纹图案，用纯金掺以银、铅、硅等元素调制泥金，然后在丝织物上印出花卉轮廓，最后敷以色彩。这种“销金”工艺因耗费珍贵金属，南宋朝廷多次颁诏禁止民间使用。

　　贴金的衣服，如何洗涤？郑嘉励的回答有点“恼人”：“这种真正的奢侈品，可能本就不需要清洗。”

　　可以说，黄昇一年365天，天天都穿新衣。她也因此被很多网友称为南宋的“时尚一姐”。而且，她虽无命妇封号，却享有远超一般命妇的厚葬规格。专家推测，原因就在于其娘家“家底丰厚”。其父黄朴任提举泉州市舶，专擅海外贸易之利，堪称“肥差”；夫家赵氏所在的泉州，是南宋最大的贸易港，丝织品正是外销大宗。墓中出土的部分织物墨书题记“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正是南外宗正司下辖作坊的产品。

　　而在衣装的工艺细节里，藏着另一个时代的织造密码。

　　黄昇墓出土的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仅重16.7克，“折叠起来能够放进火柴盒”。其材质为四经绞罗——罗织技艺的巅峰。陆游《老学庵笔记》描述福州织造丝织物“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正是这类罗衣的写照。

　　北宋靖康初年，京师妇女喜爱以四季景致为纹样，从丝绸绢锦到首饰、鞋袜，“皆备四时”；把春桃、夏荷、秋菊、冬梅等四季花朵图案，“皆并为一景”。京城人把这种从头到脚展示一年四季景物的穿戴，称为“一年景”。

　　黄昇墓出土的丝织品中，有多件刺绣纹样几乎囊括了“一年景”里的所有花卉，包括荷花、山茶、杜鹃、桃花、菊花、蔷薇、芙蓉、石榴、秋葵、海棠、牡丹等。其中一件绶带上，刺绣纹样包含了十八种四季花卉。这也是“一年景”纹样最完整的实物例证之一。

　　“一年景”的出现，反映了宋代审美从唐代概念化向写实化的转变。宋人喜欢将四时花卉体现在吃穿用度上，这与理学的“格物致知”精神相通——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本身就是理学的精神底色。将春、夏、秋、冬四季花卉集于一身，也暗合了理学“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一件衣物，不仅展现了南宋织造工艺的巅峰，更是宋人审美趣味与精神世界的物质见证。

　　腰间，挂着礼制与风雅

　　穿过展厅，那些历经千年仍未损毁的衣物，正无声地还原着南宋士大夫的生活。

　　男性官员着公服时，是礼制秩序下的庄重形象；休闲时，他们则换上“套带”——系于腰间的一种丝质束带，上面的香璧自然下垂。

　　赵伯澐墓出土的螭纹合香璧，历经十年修复，首次展出。其正面浮雕为一条匍匐爬行的螭龙，背面光素无纹。它并非寻常玉器，而是由多种香料调和而成的合香制品——似木非木，不见纹理，出土时呈饱水状态，修复后表面龟裂，露出米黄色本质。

　　宋代文人的合香之法，原随佛教东传而来，至南宋已完全本土化。香璧佩戴于腰间，行走时香气幽微，是燕居焚香、澄心悟道的物化体现。

　　女性盛装以“大袖”配“霞帔”为标志。黄昇墓出土的大袖衣后背有三角形兜袋，用于收纳霞帔的两条长带。霞帔垂于身前，底端系一枚帔坠，依靠重力保持平整，行走时“叮叮当当”。这既是装饰，也是约束——走路时要小步走，才是大家闺秀。

　　帔坠的材质有金、银、银鎏金和玉，形状多为滴珠形或圆形，图案以禽鸟、花草、游鱼为主。福州茶园山宋墓出土的一枚银鎏金帔坠，上面的纹样格外特别——“转官”二字之下，系着一枚圆球形纹饰，叫作“转官球”。

　　所谓“转官”，指官员品级的逐级晋升，是南宋官场最牵动人心的两个字。那时一个读书人考中进士，只是拿到了做官的“入场券”，先要担任选人——也就是基层文官，俸禄微薄，升迁艰难。只有“改官”，从选人升为京朝官，才算真正进入官僚体系的核心层，俸禄、前途都不可同日而语。南宋后期“员多阙少”，选人动辄要等十几年才能改官，多少人从青丝熬到白发，就盼着那一纸文书。

　　于是，“转官球”成了那个时代最热门的吉祥纹样。它出现在女子的帔坠上，出现在墓室壁画里，还出现在文人的案头清玩中——既是对丈夫或父兄仕途的殷切期盼，也是整个家族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执念。黄昇的父亲黄朴是状元出身，一路做到提举泉州市舶，是“转官”成功的典范；而她的丈夫赵与骏，年纪轻轻，还只是文散官的最后一阶将仕郎。那枚帔坠，或许正是这个家族对未来的某种期许。

　　一边是焚香默坐的风雅，一边是奔走干谒的焦灼。礼制与风雅，约束与期盼，就这样被南宋的士大夫们穿在身上、挂在腰间，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