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乐平

　　敦煌写经肇始于两晋，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宋初约七个世纪，现存七万余件，是弥足珍贵的古代文献和书法瑰宝。

　　文字的演进与书法艺术同步发展，敦煌文书清晰呈现了从早期隶书笔意，到杂糅北魏书风之形态，最终形成与唐楷高度契合的成熟技法体系的过程，凸显出敦煌书法与中国书法史整体演进轨迹的对应关系。

　　写经体，是指在楷书萌生与发展过程中，主要形成于佛门寺院、用于抄写经籍的主流书体。敦煌写经体的演变与发展，不仅真实记录了汉字从隶变向唐楷过渡的完整历程，也充分彰显了官方写经生与民间书手对汉字及书法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书写者的身份涵盖从官方到民间、从僧人到俗子的各个阶层。写经体的形式也有其比较固定的规格，通常是先画好竖行的乌丝栏或朱丝栏，再行书写，每行抄写十七字最为常见，这种“标准格式”便于计字和校对。尤其是官造经卷，格式规范，书风亦遵循严格而统一的样式，不轻易参以己意。

　　前期，即两晋时期至北周的二百余年间，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如北魏《大慈如来告疏》、北周《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等，堪称典范。此期基本特点为：横画起笔多露锋入纸，起笔尖锐，少用逆锋，左轻右重，收笔处或重按或迅速提出，转折多为略作顿驻后快速调锋变向；结体紧凑且明显存有隶书意味，有时融合北碑书风特点，格调古雅、风格朴厚。

　　中期，即隋至中唐时期的二百余年，代表作有隋朝《太子慕魄经》、唐代《妙法莲华经卷》等经典卷子。杨隋统治短暂，却融合南北书风，形成严谨典雅的新格局。而楷书进入唐代后呈现出高度成熟的特性，亦反映于敦煌民间书法之中。隋代及唐高宗、武周时期，佛教兴盛，民间写经深受影响，且发展迅速、数量庞大——《隋书·经籍志》载：“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此期的写经体，先以师法欧阳询、虞世南风格者居多，盛唐以降，审美观念渐生变化。米芾论及：“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此时由瘦硬严劲渐转向肥满丰腴的气质，“时风”烙印清晰可见。自隋代写经体风格与式样的固定，标志着楷书的成熟与隶书痕迹的彻底终结，至中唐时期的繁荣鼎盛，写经在“书体”意义上达于顶点——故后世多有误以为出自名家，实则出于不知名的经生之手。正如启功《唐人写经残卷跋》所言：“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余生平所见唐人经卷，不可胜计，其颉颃名家碑版者更难指数……”

　　后期，即吐蕃接管至晚唐五代、直到北宋初期，呈现出风格分化、面目众多的格局，既有沿袭隋代清劲俊秀的书风，亦有承接盛中唐法度森严的典范，更不乏自然天真、轻松随意、不计工拙的各种经卷，可谓百花齐放。

　　敦煌写经体的盛衰历程是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支，从隶书向楷书的转变脉络清晰，无疑是生动鲜活的书法史教材。北朝写经的方拙朴厚、唐代写经的圆润严整，体现出不同时代的审美意趣。我们现今欣赏研习敦煌写经体，可以感受千年传承的蓄素守中与秀劲刚健之美，亦能在技艺探索中追求精神修炼的境界提升。

　　（作者系西泠印社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副院长）